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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现代快报》报道，南京理工大学的博士生周建伟爬上了4楼窗台，做出跳楼动作，想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换取导师的“同情”，换取他将来用以谋生的博士证书。

岁末年关，只听说过民工讨薪不成被逼跳楼的，今天却被周博士这样的社会精英如法炮制。汪丁丁说，民工“自杀”不仅是针对老板，也是向法院、政府、公众舆论，发出一个“可信的”简单信号：“你应立即发放欠我的工资，否则我就难以生存了。”其实，周博士跳楼也不单纯对付导师，他也是向教育体系发出一个信号弹，你们再不给我发文凭，我就活不下去了。

表面上看，周建伟没能完成导师交代的任务，于是导师从中作梗，不让其参加答辩，导致无法毕业工作，生计困难。实质是，周建伟的“消极怠工”和“撂挑子”，直接破坏了整条学术生产线，导致学术工厂停工不说，明摆着是向现有大学学术产业链体系示威，“扣照”算啥，吊销执照也在情理之中。

为何谷超豪院士不喜欢“老板”这个称呼？其实，周建伟就是一个学术打工仔。这条生产线的前后次序是：教育部门—大学校长—各院院长—教授—博士硕士。教育部门是资源的最终垄断者，把资源先分配给大学校长，大学校长把资源分配给各院院长，各院院长把资源再发放给教授副教授，导师再分配给自己的博士或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