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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村，一幢白色的7层高楼成为村中最豪华的建筑，这是村中兄弟四人连同母亲，5家人的宅基地合在一起建盖的，共有338个房间出租。距离唐家岭不远的肖家河社区有7个村，村民共盖了1.4万间房屋出租，住有外来人口近4万人……这些处于城乡结合部的村庄，环境杂乱，道路泥泞、交通拥堵、危楼林立，众多流动人口住着当地农民自建的简陋出租屋里，每天奔走在城市提供的临时性低端岗位之间。（见2010年1月28日《经济参考报》）看来，如何加强城乡结合部的管理，已经成为一个亟待破解的课题。

类似北京这种城乡结合部的乱象，在其他城市郊区同样存在。有关统计数据表明，北京有88.5%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乡接合部，上海郊区居住的流动人口也达到来沪外来人口总数的80%。在武汉、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这种情况同样存在。

流动人口所以会涌向城乡结合部，主要是因为他们收入低，在城市租房付不起昂贵的租金，这恰恰给城郊村民创造了商机，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现实问题：一个问题是，出现了大量违章建筑。按照我国现行土地政策，农民在自家宅基地兴建的住房，不能用于出租、转让等商业行为。但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让城乡接合部地区的农民，纷纷在自家宅基地上加盖违章建筑。随着新增流动人口不断涌入，违建楼房的层数也在增高，从三层、四层直至七层、八层。另一个问题是，给当地公共服务带来巨大压力。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镇长刘景瑞说，镇里原来基础设施是按2万居民建设的，现在一下子涌进了20万人，电力不足，供水吃紧，下水不畅，环境被破坏，一旦大家同时看电视，用电负荷承担不了就会跳闸。上海市浦东新区沔北居民区的党总支部书记郑明昌也反映，村里的流动人口多了以后，夏天用水特别困难，虽然换了直径150厘米主送水管道，但水压不够还是供不上水。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容易形成现代“贫民窟”。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都出现了大量的“贫民窟”，主要原因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活保障功能滞后，承载不了低收入人口的迅速集聚，同时因为他们处于流动状态，没有纳入公共服务范畴，进而带来较严重的治安和环境等问题。若城乡结合部管理再不引起足够的重视，“贫民窟”现象可能正在我国被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