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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立下军令状，干不成就下台，这种表演很受中国人的喜爱。不过，立下军令状的人，那就真是言出法随的人物了，他只受“干不干得成”的考核，考核之前，无限制可言。立了军令状，也可能兵败如山倒，局面不是立军令状的人可以收拾，杀了马谡难道街亭之失就挽回了？立了军令状，成功的后面也未必不是一路血肉，治事如排头砍杀的板斧，而非如烹制小鲜般谨慎，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并不鲜见。然而，人们大概是见惯了尸位素餐，所以对大刀阔斧还很赞赏，觉得刀斧挥得快，事情才办得好。

不能不说，这是非现代治理的必然产物。非现代治理，基本摆脱不了在尸位素餐与大刀阔斧之间摇摆的状态，人们也基本不设想公开博弈、谈判与妥协的治理过程。说到“一把手”腐败时，人们会呼唤权力约束；说到要放手干事时，又对“青天”充满期待。

在现代政治治理模式下，各种利益都得以表达，各个群体都能够进入公共政治空间，权力受到高度制约，同时被赋予明确而适宜的权能，很少能够搞出急吼吼大翻烧饼的事情。

基本上，包括发誓“完成上级任务，否则我主动辞职”这种形式，本身就是非现代治理之下才会有的一种景象，是现代社会里的一种前现代遗留。请问，发誓者是对谁发誓呢？向上级发誓，还是向民众表示态度？发誓者又是否真实地相信什么，例如精神信仰、价值准则、法律制度、民众自治，还是某种上献忠心的姿式、惟命是从的意愿以及“头儿挥手我前进”的态度？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