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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国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的变迁历程，由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管制”取向，到20世纪90年代的“差别对待”，再到2000年以后的“两为主” 原则——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接纳为主”，教育平等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不过，“两为主”的背后也存在一个相悖的现象。“以公办学校接纳为主”意味着公办学校的投入加大，“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意味着将农民工流出地政府的义务教育责任转嫁到了流入地政府身上。如此一来，流入地政府的义务教育经费大幅增加，何况流入地往往是经济发达地区，无法得到中央财政补偿。相反，流出地政府不仅豁免了对流出儿童的义务教育责任，还会因为是农村地区或欠发达地区而得到中央财政的经费补偿。如此双重差异，流入地政府自然会觉得“不划算”，由此传导至公立学校，接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积极性也就不高，要么设置门槛，要么抬高收费。

这么说并非否定“两为主”原则的合理性，只是说，作为一项确保教育平等的基本政策，它还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利益平衡机制。比如，曾被多次提出的“教育券”制度，就不失为一种选择。简单来说，“教育券”制度即把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以教育券的方式直接发给学生或家长，钱随人走，不管在哪里入学，学生均可自由选择学校并用教育券支付费用，然后由学校向政府兑取经费。这样，既可以避免流入地和流出地间的利益失衡，还可以增加学校的竞争意识。

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旨在优化教育政策，促进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以，不妨多做些诸如“教育券”之类的政策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