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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正在进行，除了热议中的总理报告外，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及高谈阔论，也颇受媒体瞩目。有些曾经广受舆论关注的话题，如今又被非常“正式”地旧事重提，同样引来新的议论。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检察院检察长蔡宁，就提出建议，他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取消现行法律中较为刚性的贪污受贿定罪量刑的标准（主要是贪污受贿5000元以上的可以构成犯罪的规定），代之以采用“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之类的模糊规定，以便让各地司法机关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解释的授权下灵活掌握和运用。（《法制日报》3月5日）

之所以要在立法上做这样的“技术”处理，蔡宁代表认为主要是“13年来，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加，贪污受贿犯罪5000元的起刑点与现实生活状况已明显不符”，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很不平衡，中东西部地区、城乡之间、沿海内地等差别显著，同种行为在不同地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会不同，全国执行一个追诉标准，未能体现区别对待的政策”。他主张给现行贪污受贿罪的定罪标准“提价”，建议数额在2万元至5万元以上的才定罪，各地可在这个幅度内，根据本地区情况确定各自标准。

其实，对涉及财产、财物的犯罪采用较具弹性的“数额较大”之类的规定，是我国立法的常态，确实与国家疆域辽阔、差别性大等“国情”因素有关。盗窃等罪主要危及财产权益，损害等值财物在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各地，其实际危害确实不同。可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反腐败乃至确立官员的贪腐标准，是否也需要因此去搞“地区差别”？这又必然涉及到，我国刑事法律当时为何对贪污受贿罪的财物数额坚持一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