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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新闻多多，“造假骗官者”王亚丽的故事可堪玩味。

一个初中未毕业的村姑，既无显赫的身世，也无广阔的阅历，更无从政的训练，靠着伪造履历，傍大款，攀高官，居然一路升迁，成为地方上的“政治明星”——这样的“奇迹”，只能发生在转型期的中国。对于她，无论怎么谴责大概都不为过；但同时我觉得，她的人生也是一个悲剧。

王亚丽不是一个甘于平凡的乡村女子。她天资聪颖，心比天高；能吃苦，敢拼命；不择手段，没有底线。这样的性格，不肯接受命运的安排，不是她的过错。问题是，她为什么能走上并成功开辟这样一条攀升之道？她一路权色、权钱交易固然可鄙，但帮助她造假、和她形成各式各样的交换并提拔她的官员，以及使她得以升迁的官场潜规则，更让人痛恨。“一把手”和上级领导的个人意志，代替了组织决定；干部人事制度明文规定的组织考评、民意测验等等，完全成了过场和点缀。地方官场生态的恶化、人情伦理的畸变，看上去多么不堪入目，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一个社会中，存在弱势群体，是不可避免的；存在贫富差距也是必然。只要差距不是大得离谱，只要贫困者还能攀上一条相对公平的向上的通道，这个社会就还是一个给人以希望的社会。但假如这个通道断裂或畸变，一部分人就会陷于绝望。有的从此沉沦；心有不甘又能突破底线者，其内心的邪恶就会被激发，典型者即如王亚丽。

这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何在“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并存的情况下，形成一个相对畅通的向上的通道，以此抵消社会断裂的负面效应。不然，像王亚丽这样的“恶之花”，还会绽放。

（作者为《新世纪》周刊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