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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民生并不孤独。此前，名噪一时的杨佳、邓玉娇等先后被怀疑为精神病人，连杨佳的母亲都概莫能外。邓玉娇案发后，曾被警方送往湖北恩施优抚医院接受强制治疗，此后经司法鉴定，结论为“邓玉娇为心境障碍（双相），属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这成为一审判决对其免除处罚的一大因素。

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视角审查，精神病就不仅是一种身体的疾病，还是一种社会病、政治病。现代社会讲求理性运转，精神病人则打破了理性的规范，反之，只要你溢出了理性，就可能患了精神病，不管你是疯子，还是天才。

上访者溢出了地方政府的正常治理秩序，不走法治路，而且越级，在官员眼中，不是精神病人才怪呢。杀人犯溢出了要求稳定的正常社会秩序，杀人就是制造动乱，导致民心惶惶，同理，你是精神病。将杀人犯定性为精神病，一面即先行判定其为异类，制造一种身份歧视与智识歧视；另一面，其行凶动机就超出了常理，不再是报复杀人，不再是心怀社会怨恨杀人，他们拔刀而起，仅仅是因为精神病发作，神经错乱，你撞上刀口，则为巧合，只能认倒霉。这背后，可以掩藏多少剑拔弩张的社会冲突，多少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

由谁来判别杀人犯是否为精神病人呢，首先并不是精神病鉴定机构，而是公权力者。古人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圣人视百姓为病人，习惯了治国与治病一肩挑，今人更是将此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当精神病鉴定权掌握在公权力手中，除非我们理性如螺丝钉，否则都可能沦为精神病人。

也许，治国者更应该倾听赫尔岑那句名言:我们不是医生，是疾病。

最后声明，以上所论只是针对一种病入膏肓的社会现象。关于郑民生到底是不是精神病人，我们期待中立性的精神病鉴定机构尽快作出司法鉴定。未经鉴定以前，我们只能视其为与我们一样的常人，正如在未经司法权判决以前，决不能视其为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