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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至少几十名湖南祁东女子，用自己的子宫在广州生下别人的孩子，而中介向“客户”收取至少40万元的费用。《南方都市报》近日从广州到湖南，从代孕妈妈到代孕中介，从猎头到客户，对地下代孕产业链进行了深入调查。

关于代孕现象的传说早已有之，但其内幕却并不为人广知，原来，它已经悄悄发育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灰色产业，代孕公司已经实现公司化运作，并建立起一套相当规范的程序，将“客户”与代孕母亲联系起来，做出从授精到怀孕、分娩、DNA鉴定的一系列医疗安排，并最终协助“银货两讫”。

既然代孕这种现象客观存在，那么，是否应该将其合法化呢？这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因为代孕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明显抵触。但另外一个问题却值得思考，那就是，我们在道德上能否理解和容许这种现象的存在？

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代孕所牵涉的金钱交易。非商业性的代孕是一种志愿或互助行为，从国外的报道看这种案例也确实存在，但在中国，那些被代孕中介冠以“志愿者”之名的代孕母亲当然不是真正的志愿者，她们的唯一驱动力，以及“客户”能够达成愿望的最重要条件，就是钱。

表面上看，代孕交易你情我愿，不容他人置喙。但这里有两个症结，一是所交易的对象——代孕母亲的子宫和她与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是不是可交易的；二是交易双方是否具有同等的自由选择权。而这两个症结都归结到同一个关键，即交易的实质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甚至剥削性的，而这往往又和交易双方资源占有的不平等、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有密切关系。

尽管代孕中介声称也有大学生候选，但大部分代孕母亲来自农村，其共同特征是“非常迫切需要钱”。代孕的代价和风险巨大，包括长达一年的封闭生活，在授精、怀孕和分娩中要承担的皮肉之苦和健康风险，特别是还必须否定自己的母亲身份，与孩子做感情切割，这些代价和风险的影响未必是一时的，而是很可能干扰到她们的一生。妇女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为了区区几万元、据说最多不过12万元的报酬而加入这种营生呢？如果不是瞄准和利用了贫困妇女的别无选择，中国的代孕能形成这么大的产业吗？

世界确实从来不平等，然而，在解决这个顽疾之前，社会必须先想办法阻止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繁衍出更多的恶，因此就要为市场交易划出一定的边界，而人的身体就是交易止步之处：器官、血、精子……都只能捐赠，不能买卖，这已经成为世界共识。这是为了保护贫困者的生命安全，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尊严。还应该看到，这种边界同样也是划给出售者的：不能“自愿”出售身体，就像人不能自愿为奴，尽管他们这一方并没有错。

和一般的身体交易不同，代孕不需要移交身体的一部分，而是类似“租用”，但这却是一种割裂血肉的“租用”，其对身体的侵蚀是无法否认的，何况代孕所牵涉的亲子关系是一种最无价、最珍贵的身心联系，将之与寥寥金钱等值，简直是对整个人类伦理的亵渎。

金钱和权力的狂妄自大、为所欲为，是所有道德败坏中最恶劣的一种，报道中所说的那种“找五个代孕妈妈生八个儿子”的行为就典型地演示了这种败坏。代孕产业繁荣的基础，并不是代孕需求的庞大，而是中国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平等，这种根源是它最让人悲哀之处。

至于代孕的需求，也许有人会说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对所谓“正常”的需求也有必要反思——有些家庭特别是有些男人，将爱和家庭系于有没有孩子、是不是亲生，这是狭隘甚至自私的，何况这种需求还建立在切断别人的爱和血缘的基础之上。（作者系女权问题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