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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3月29日在会议上表示，要强化责任追究，凡是在执法过程中导致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的，对直接领导、分管领导一律先停止执行职务，待查清事实后再依纪依法处理。（《京华时报》3月30日）

此表态说明政府已准备解决现今各非正常死亡案例的非正常现象，可见非正常死亡案件，尤其是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案件，正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每件非正常死亡案件背后的“猫腻”与隐患，也确实足以引起公民乃至政府的重视。但在官帽上大做文章，则会为公正、透明解决案件增添阻力，甚至会适得其反。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表示，祛除意外事故，非正常死亡是风险的制造者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造成的牺牲。也就是说，这是人为因素，而这人为因素则通常是权力因素。无论是矿难的高风险运作造成的牺牲，还是拆迁引起的自焚，或者是看守所内的非正常死亡，背后都存在着权力寻租或者权力违规操作。

自“躲猫猫”开始，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案例与日俱增，到如今的“喝开水死”、“激动死”，具体案件实在难以统计；另一方面则是权力与权利的较量，较轰动的有“唐福珍自焚”、“七旬老妇被活埋”等，其他非正常死亡案例更是屡见报端。这种非正常死亡案例，不仅关系到人权、生命权、公民的知情权，也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权力的违法、渎职和滥用等，其积弊和隐患让每个人都不能视若无睹。

揪出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再加以惩治，看似找到了关键点，能遏制这种非正常现象，减少权力侵害生命，实则会更加逼迫官员捂盖子和再次的滥用权力。

对于违规的权力者，如果非正常死亡事实能欺瞒众人而顺利“过关”，权力者大可安稳睡觉，如果一旦事端暴露，并被免职，则其在免职期间会利用权力“余温”加紧采取措施隐瞒真相：或利诱死者家属，或威逼，或损毁证据，甚至会“破罐破摔”。更会在免职之前竭力隐瞒真相，例如官员谎报、瞒报矿难人数。这都会对及时找到真相形成无形的阻碍。

更重要的是，官员在此案件中落马，在他处复出的情况也早已不是新闻。从这方面看，不加考虑的问责领导，对官员的命运不仅起不到抑制作用，也会更加巩固权力者之间的利益链条，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作案经验”罢了。

并不是我反对问责官员，如此权力者的罪恶是不能饶恕的，只能面对法律。如果将问责形成一个硬性的惯例，没有伸张余地，更不考虑利弊和对案情的影响，一味的问责领导，把问责领导作为解决事件的重要方向和成果，在没有配套措施的情况下，这样的任免无疑将成为官员捂盖子的刺激物，也是对个体生命不负责。遏制非正常死亡案件，关键还要斩断权力寻租的利益链条，规范权力，公正破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