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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就民众投诉的事情采访浙江瑞安市公共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士勇，被拒，记者解释，记者持新闻记者证采访是一种职务行为。结果，张士勇厉声打断记者的话说，“记者证在我们这里没用的……”并称，“我为什么要接受你们采访啊？我不接受采访，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4月16日《法制日报》)

在权力雷语层出不穷的现实语境中，“记者证在我们这里没用的”、“不接受采访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似乎并不太让人匪夷所思。从中我们看到了权力的狂妄，也能看出权力张狂的真相，意即，不接受记者采访，记者确实不能拿他怎么样。由此，便不能不引申出一个命题，持有采访证的记者要采访官员如此之难，要是平常民众是不是要见官员一面都很难？透过记者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想象到一般人的生存状态。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笔者近期关注的一系列新闻中，越来越看到一种让人忧心的现象，这就是民众权利的日益逼仄。比如，南方周末报道的“法官告法院”一案——— 法官冯缤在发现难以用法律诉讼为妻子维权后，遂走上了上访之路。整个上访是由诸多搏出位的表现组成的，穿着法袍溜进最高法院去递状子，穿着法袍到省高院门口喊冤、拦车……搏尽出位，才获立案，冯缤说：“这几年法律白学了。案子能进入诉讼程序，简直是自己用命换的。”如果连法官维权就得“用自己命换”，一般人呢？

此前中青报报道，广西桂平市信访办退休主任吴宗明，因自己的住房被强拆，四处反映问题却至今未获解决。以至于他感叹“我是搞信访工作的，知道上访没太大作用”。从中我们能读出的是，如果连信访办前主任都无法捍卫自己的权益，一般的被拆迁户呢？

再往前追溯，广东政协委员孟浩也有类似经历。孟浩到广州市教育局了解情况，却被拒绝进入，在其出示了政协委员证以及广东省政协常委的信笺后，等待了长达1个多小时，还是未能入其门，当时，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甚至称：“你不能这样进去，再这样我打110报警，你来访不能闯办公机关。”后来，孟浩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我是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去反映民意，他们这样怎么能体现执政为民。”是的，如果连政协委员都不能进入教育局大门，遑论一般民众了。

从记者到法官，从信访办前主任到政协委员，他们的经历都不是偶然的，都昭告了一个现实，在一些坚硬的体制面前，在一些粗糙而僵硬的官员面前，他们是弱势的。但相比一般人，无论是记者还是法官，无论是信访办前主任还是政协委员，他们都占有一定社会资源，都比一般民众更“长袖善舞”，他们的状态如此不堪，一般人的状态可想而知。

从一般民众到有一定资源的人，他们的共性是都遭遇了维权之困，法律信仰何以为继，民众权利何以舒展？如果逐渐蔓延，当越来越多的维权之路被堵死，这必然是令人感到可怕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