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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警察下达罚款指标，逼着警察违法乱罚款，导致无数违法乱象，“罚款指标”和“指标执法”早成众矢之的，不过湖南株洲交警部门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制度的不正当性。面对舆论的质疑，该省交警总队官员表示，交警部门通过绩效考核手段，可以提高民警的管事率，从而减少交通乱源，确保良好的交通秩序。希望社会能正确看待这一问题。（4月28日《潇湘晨报》）

真不知道交警部门凭什么让社会“正确”理解“指标执法”？一方面，这一规定带着天然的制度漏洞和原罪，规定预设了有无数的违法事件等着交警去查，可现实并非如此，当背负着罚款压力的警察无法完成指标时，他们只有去违法执法和乱罚款了，这等于是逼着警察滥用权力。另一方面，这种罚款指标的考核逻辑已经在现实中制造了无数执法罪恶，最极端的异化莫过于“钓鱼执法”——指标压力下罚不到款，就设下钓鱼的陷阱去诬陷良民。

交警总队这位官员说，下达人均查纠违法任务，主要是通过激励机制促进民警对交通违法行为有所

作为，是一种绩效考核方式——言下之意是，企业可以用指标为员工进行绩效考核，公共部门为何不能？

这种在绩效考核上将政府与企业进行类比，并将企业那套考核模式复制到政府中，是完全行不通的，会误导政府陷入公司化陷阱，将政府异化成一种牟利的公司、公权成为牟利的工具。

政府虽然与企业一样，也有利益和效率追求，所以也需要对职员进行绩效考核，但基于政府的公共性和“公平优于效率”的价值追求，不能复制企业那套绩效考核方式——因为那套绩效考核是按“私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逻辑设计的，如果复制过来的话，会诱发和暗示政府职员也按“私益最大化”的逻辑去使用权力，结果必然会使执法发生异化。

在企业中，老板给员工定指标不要紧，再大的指标压力和工作任务，员工除了自己努力完成指标外，别无他法。而政府部门就不一样了，由于公权力隐含着天然的侵略性和扩张性，上级给下级下达了罚款指标和任务，下级无法完成，由于他们掌握着罚款的权力，他们很可能利用这种权力进行乱罚款，以非法执法将压力转移。

所以，基于权力隐含的这种腐败取向，政府在设计一个制度上，对滥用权力的防范要优先于任何基于绩效考核的价值取向。相比防范权力之恶，绩效真算不上什么；可以容忍权力无所作为，但绝不能用权力去侵害民权。交警不去管交通违法行为，这不是什么大害，可以罚款任务逼着交警完成任务，完不成任务就创造条件完成任务，那是更大的危险。

当下许多政府部门都有这种指标依赖症，动不动就下达指标，动不动就分配任务，这既暴露出其懒政，更表现出其骨子里那种“将政府当成公司”的思维。是的，下达了罚款指标，方便了上级管理，保证了财政收入，却隐藏着极大的滥权和腐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