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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拆迁之痛，可以说，前人之述备矣。归纳一下，基本上可以有以下几种:一、法治说，即以中立的法院来审核拆迁是否属于公共利益，补偿是否合理。二、政府转变观念说，即政府不应当再以GDP来衡量政绩，而以社会和谐为目的，不再以拆地为主，发展房地产经济以及以廉价的土地来招商引资。三、政府瘦身说，这一说法认为目前政府要发展房地产市场，是因为政府卖地收入是财政收入的大头，而为什么财政收入要这么多，是因为政府人员太多，花费太大，如果政府能瘦身成功，其开发房地产动力就会下降，拆迁问题迎刃而解。四、城市化和公共服务说，该说认为政府从房地产市场要钱，有深刻的财政体制原因，其背后是城市化加速和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高。这一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没有开出药方。五、土地价值说，此说认为现在拆迁问题的关键问题之一是补偿只给房子的价值，不给土地升值的价值，故不合理，一旦土地升值因素加入，拆迁将比较公平。

无论哪一个药方都必须面对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房屋土地权利属于谁？二是如何制约地方政府的欲望？第一个问题可以回答拆迁赔偿价值问题。第二个问题能解决到底如何他律问题。跳出这两者，恐怕所有提出的建议都会落空。以第二、三、四那种期望地方政府自律来解决拆迁问题，无疑是与虎谋皮。因为，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有发展经济的冲动。更何况，发展经济已经被提高到社会稳定的地步，因为发展经济似乎和就业率挂上钩了，而就业率和稳定似乎也是相连的。因此，减少拆迁死人的唯一途径，必定是他律。

他律有几个版本，其中之一，就是法治国家的司法审查终决制，一旦地方政府和被拆迁人之间无法就拆迁目的是否为公共利益，拆迁赔偿是否合理？中立的法院来作一个裁决，一旦裁决生效，司法救济结束，双方服不服都得接受，无上访途径。目前这一4G版本对我国国情来说，尚不具备，因为它需要大力度的司法改革，为拆迁死人而改司法，值不值？

他律的另一版本是立法建立中央下设到各省的拆迁委员会（或者拆迁局），由拆迁委员会来衡量各地拆迁是否属于社会公共利益和赔偿（补偿）价格的合理性，这些委员会的决定可以上诉。但是决定出来后，地方政府方可以开始拆迁。这一版本的好处是避开了司法体制改革，以中央政府的权力威信来制衡地方政府的冲动。比现行的草案要进步，合理。

解决了程序的问题，还应当解决一个钱的问题。谁都知道拆迁归根结底是土地的问题，而不是房子的事情。其实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法律规定很清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集体土地属于集体。集体土地不得交易，必须要征用变为国有土地后才能交易。国家是什么？是否可以说，城市居民现在居住下的土地属于一个抽象的集体，而不属于他们:国家的一份子？那么，土地（包括升值）红利当然归属国家。国家拆你房子，只要补偿你房子的价值。对土地红利具体居民分文不应得到。逻辑上似乎对，实践上行不通。且听居民的逻辑:作为国家的一分子，我原本拥有了土地的一分子，不管是分来，买来也好，祖传也好，总算有安身立命之地，现在你把房子买去了，地没了。到别地方买个（房）地，是市场价。那么，你拿地的时候能否也给我国民待遇，市场价？

换一个立场，不同的结果。难道逻辑出了问题？问题出在地方政府忽略了一个问题，土地不是免费的。关键是，占有这块土地上的个人仍然拥有对该土地的权利，不管人家如何得到这个地，人家是有对价支付出去的。我们即使不说是所有权，就说使用价值，你拿走时该赔偿其同样价值的地，哪怕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而农村集体土地,是否一定以法律来约束其必须卖给国家后，才能由国家来买卖。这种约束，没有合理的解释基础。

如果设立中立机构能建立程序上拿地的他律制度，以厘定公共利益和赔偿问题的争议；能立法确定土地价值的归属，以确定土地使用人的基本经济权利。那么，拆迁之痛，人们无需再用铁与血来解决。然而，这些改革，无一不需要剔骨疗伤的勇气，在当下的中国，无疑会被视为一种激进的思路。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所有的旧房都拆完了，拆迁之痛才会解决吗？（作者系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