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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富士康这类巨鳄工厂聚居区的形成，不受管制的资本贪婪固为始作俑者，地方政府同样难辞其咎。富士康员工频繁自杀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宣告，这样的城市化已然失败。

在珠三角工业地区的景象是十分怪异的。这里有大量工厂聚居区，其现代工商业高度集中，财富与人口也相当集中。但这些聚居区却不是城市，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城市生活，几十万人口处于工厂化生存状态。

前些年讨论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时，人们经常提到“企业办社会”这个现象。该现象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国有企业，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作为“单位”，在企业内部解决了员工生老病死全部问题。于是，员工完全变成企业的人。所谓企业办社会的结果是企业替代社会，社会企业化，员工因此丧失了选择的自由和人格上的独立性。作为补偿，国有企业员工可以获得政府承诺的终身福利保障。因而在单位中，员工们似乎还可以感受到小型共同体的脉脉温情。也正因为这一点，很多老工人现在还会怀念“单位”时代的生活。

令人惊异的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富士康之类的外资、合资企业，却部分地复制了企业办社会、企业取代社会的组织形态：员工被安排居住在工厂建设的集体宿舍中，并在集体食堂中吃饭。他们足不出企业就可以解决生活问题，享受到种种便利。他们成为企业的人。

但区别是重大的：现在，企业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标，其盈利的法宝是压缩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国有企业的工作节奏不可能紧张，员工之间是可以发展出密切的友谊。而在这些现代企业内部，紧张工作却使同宿舍的年轻人形同陌路。员工全部是年轻人，在本地没有任何牵挂，因而流动性也很高。总之，种种因素导致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共同体内部再也没有脉脉温情，代之以绝对的冷漠与疏离。

外资企业为什么会复制国有企业的生态？可从两个方面解释。企业方面可能认为，切断员工的社会联系，将其封闭在厂区内，可以最高效率地榨取其血汗。比如，这些员工需要长时间地加班，每天的工作时间在十来个小时，居住在工厂比较便利。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这种工厂聚居形态也持欢迎态度。这些年轻人是所谓“外来人口”，当地政府不把他们当作具有完整政治、法律权利的国民看待，这些年轻人不过是打工仔、打工妹而已。对当地政府来说，唯一有价值的就是他们可以奉献给工厂的血汗，作为完整的人则根本就是一个麻烦。他们如果生活在社会中，将会消耗本地公共品和公共管理资源；他们如果落根、生活，就会降低本地人口的福利；很多地方政府官员甚至相信，这些外来人口都是潜在的犯罪分子。

基于上述种种考虑，企业与地方政府达成了一个默契，地方政府实施的种种歧视性法规、政策，迫使年轻的外来人口依附于工厂。这些外来的年轻人永远都是过客，政府长期实施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年轻人甚至根本不敢幻想自己不光是个打工仔、打工妹，而是一个完整的人，公民。

这种政策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在所有这类工业与外来人口聚集区，只有工厂，而没有城市；只有经济，而没有社会。一个相对完整、健全的社会，只能发育和存在于工厂之外。只有当年轻人们摆脱流水线的控制，有自己的私人时间，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从而有沟通、交流的机会，才有可能出现年轻人自己的社会，进而他们也才有可能与当地人融合，而形成一个新兴的大社会。如果存在这样的社会，年轻人即便工作压力较大，也可以找到疏解之方。地方政府把他们禁锢在厂区内，则围绕着他们的社会发育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他们只能碎片化地生存。

欲改变目前珠三角工业集中地区“社会”匮乏的现象，就必须逐渐消解现有的员工集中居住于厂区的形态，让年轻人作为一个社会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居住在工厂之外，然后再以一个人的身份到工厂去上班。工作只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还拥有更为有趣的社会、文化生活。

这样的变革对企业、对地方政府同样提出要求：企业应提高员工工资，以使他们可以正常生活。地方政府应把打工仔、打工妹们当成享有政治、法律权利的国民，让他们能够堂堂正正地进入社会。从长远来说，这也合乎地方政府和当地人的利益：年轻人社会逐渐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城市生长的过程，这些员工变成市民的过程也就是这些地方完成城市化的过程。基于完整的人的幸福而展开的城市化，才是珠三角摆脱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