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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行将毕业的大学生几日前找到我，咨询就业的问题。他说不想去“支教”，因为那样太功利了。我说“支教两年考公务员加分”，如果是冲着这个去的，当然是“功利”的，但你可以不冲着这个去啊！其实把“就业”与“支教”捆绑在一起，本身就与“功利”难分难舍。我对他说“支教”是一件高尚的事，年轻人应该怀抱理想，但我又立马意识到，我扯得太远了———他连读研的机会都放弃了，说要尽快找到工作，以便能挣到钱报答尚在贫困中的父母。

德国志愿者卢安克和孩子们在一起

我对他谈卢安克，谈那个扎根中国偏远穷山村长达10年的德国青年。他说将来也许会做卢安克，但现在做不到。我说我也做不到，我的现在可能就是你的将来，将来你也未必做得到。中国人有太多的包袱、太多的羁绊或者说太多的“责任”，你没有办法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比如我就无法抛开家庭，单独投向偏远的山村，除非我的妻子与女儿愿意与我一起去；而即使她们愿意与我一起去，我也未必愿意让她们与我一起去，我会担心女儿将因此失去好的教育，最终考不上好的大学；更大的忧虑来自于经济方面，我们并非大老板，工资是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放弃了现在的工作去支教，等于放弃了生活保障以及对孩子将来教育的种种美好计划。我也未必能得到父母兄姊、朋友、同事的理解，我的社会评价将会降低，我的生活也可能陷入贫困，从而没有了尊严。

卢安克之所以是卢安克，因为他与我们不同。比如他不需要回报父母的恩情，他的父母可能远没有中国父母那样含辛茹苦；比如他比很多中国人更有独立性，他的选择，不管是怎样的选择，总能获得父母以及其他人的尊重与支持。更深层次的差异可能是文化上的差异，比如我们把支教当成一件十分高尚的事，而在卢安克看来，那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我们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方式在他们那里是否格外受到赞美，但至少不会遭人白眼、惹人猜疑；在他们那里，人的尊严也许不像在我们这里，需要通过财富的多少、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来体现。

从生活、前途的无忧无虑上讲，也许中国的富二代最有条件成为卢安克。当中国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阶层，他们的孩子也有可能成为卢安克；当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趋于完善，老有所终、少有所养，所有人就都有可能成为卢安克。但我们依然无法乐观，因为一个人的价值观、生活观，远非“经济基础”所能决定，而必有着更多其他方面的成因，比如教育的、文化的、制度的。当我们的孩子在暑假上这个“班”、那个“班”或者去参加各种夏令营（包括去英美国家的夏令营），人家的孩子则选择去社区做义工，甚至远赴非洲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暑假作业，是他们做一篇作文之前必须收集的素材。唯有身体力行，才能让道德精神深入人心，而说教式的道德教育，其结果是人们答起试题来总能得满分，然而一到实处，往往判若两人。

我们中谁能成为卢安克？其实不重要———德国人并非都是卢安克，中国人中也不乏卢安克式的人物。卢安克不是我们的目的，但卢安克身上所体现的健康的公民人格，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