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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医药费的年头，人们需要有些心理上的安慰。所以，突然冒出一些开便宜药的医生，没什么奇怪的。

武汉有王争艳，从医25年平均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经常开两毛钱处方，直至去年退休。重庆有不透露真名的黄医生，坚持开小处方，完不成指标常被扣奖金。这两天媒体又报道了江苏常州常开“一毛钱处方”的医生

徐莉，杭州市“4年不开超10元处方，最便宜处方才6分钱”的医生王洁华。

最便宜药方的纪录在不断刷新，两毛钱，一毛钱，6分钱……再没法低了。“好医生”的概念，在这个大处方、高价药乃至天价药的时代，也开始变成“治病+低价”，治病是永恒的标准，低价处方是时代的要求，就像“好孩子”的概念，包括千古不变的“听话”，加上这个时代越来越重要的“能考试”一样。

医生为治病而存在，这是万世不易的本质规定。孩子却不是为了“听话”而存在的。这就是说，虽然同为自古而然的认识，但“医生要治病”比“孩子要听话”要正当得多。治病与费用，治病第一，费用第二；一个“好医生”，不在于能开出何种费用的药方，而在于是否有治病的能力。是否能开“低价处方”，本质上不是判断医生好坏的标准。

但整个社会对“低价药方”有高度关切，不可谓不合理。医疗费用太高昂了，处方的权威性太强了，人很少能够跟医院讲价，人也并不总是面对着疑难杂症，人更多地只是患上“简单的病”，这种病在设想中或事实上有某种医术无关性，这使得能否开 “低价药方”成为重要的问题。而且，就算是“复杂的病”，谁又不希望有一种便宜的治疗办法呢？

我并不排斥人们对“低价处方”的赞美。但我希望对“低价处方”的热切期盼，与对“天价处方”的深恶痛绝，不要进入医疗评价的简单模式，使医疗问题简化为费用问题，好像越便宜就越是好的医疗。

好的医疗永远是治病，以及在此前提下能够使费用尽量减少。现代医学巨大的进步，在于治病能力的提高，它大大提高了人们对健康和有质量的生命的期望值。而与此同时，人们在健康费用上的付出也在增长，问题是这种付出是完全个人性的，还是拥有一定的国家保障。

可以说，费用的上升发生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医疗在发展，设备、药物以及医生培养的投入在上升，人们对自身健康的细微关注在增强，无须就医的不适开始就医，并且寻求更好的医疗。这就是为什么医疗支出越来越成为福利国家的负担。

天价药的后面，有复杂的利益关系，天价处方本质上不源于医生的道德水平，也不可能借助医生首先的提升而减少。而且，让公民个人去完全承担天价药和天价处方的后果，比起由国家支付能力来承担后果，能够促发的治理力度，恐怕也不是一个量级的。

按照现代的社会伦理，人的健康和生命权利高于一切，自然也高于金钱。为了治疗而不计代价，这被认为是正当的。固然，这不是医疗漫天要价的理由，但又不能不说为人们全力支付医疗费用提供了一种社会心理基础。无价的健康与生命，被有价的医疗现实地衡量，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人们支付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堪承受，就越来越期盼“低价”，个别医生作为例证，满足了人们“可以低价”的想象。

但根本上说，医疗不可能越来越低价，因为这既不符合医疗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人们对自身健康的关切。只是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医疗费用如何才算合理，以及医疗费用应该由公民个人直接完全支付还是要依靠一种国家和社会保障体制。

人们乐于传诵“开低价处方的好医生”的传奇故事，心情可以理解，只是我们时刻也不要忽略，医疗问题主要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而不是医德问题。（刘洪波 知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