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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日报》刊载文章称，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其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关于这件事我们其实是有直观经验的，河南阜阳的“白宫书记”在落马之前还把一位举报人弄死在监狱里，这件事到现在似乎也没什么说法。

有评论说，这是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一部合适的《举报法》，所以没有办法合法、依法保证举报人的权益。这话要说也不能算没有道理，很多地方都有个什么《证人保护法》之类的东西，用以保证证人的安全，极端点就像美国电影中那样，让证人用其他身份开始新的生活。这是不是算作《举报法》在国外的实例不好说，但保护证人的出发点还是有相似之处的。

谈到举报反被报复，往往被举报者是官家或者具有准官方身份的人，才构成举报被报复的基本条件。如果是民间的相互行为，可以报警、可以上法院，是远远用不到“举报”的，也更是轮不到被报复。哪怕是员工举报公司，大不了重新找一份工作也就是了，与打击报复无关。

实际上很多时候，举报被报复的事件之所以发生，是整个的体系有问题。比如说我们要是举报了某领导的问题，这个体系虽然在很多时候冥顽不灵，但也有时候会偶尔启动一下，把举报材料批转来、批转去，然后很多人就知道有了这么一回事。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官场的盘根错节更是关键。纪委总是接受举报的重头部门吧，但纪委本身也是行政机构的一部分，是接受行政机关一把手领导的。

纪委如果不行的话，直接去司法机构如何？很抱歉的是，司法机构也不是独立做事的，如果没有一定的程序，他们也不会直接就展开对于行政机构官员的调查，往往会是再次通报纪委、反贪局，最后由政法委统一作出部署，最终才能对某些人展开调查。其中的折冲樽俎、利益纠葛不知凡几，复杂程度堪比围棋。

要是举报了就能拿下当然是好事，调查结果要是暂时没事的话，举报人事情就大了。只要是举报人曝光，在这个体系之下他是肯定没有好果子吃的，因为人家还在官位上或者与官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找个借口还不简单？要知道，谁也不能活在真空里，与社会接触就会给人以借口。

而且这种打击报复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自然是其隐蔽与难以界定，找一个类似于“筐罪”的罪名把人抓起来，就是最后证明你无罪，也先恶心了你一下。其次，由于盘根错节的官场以及并不独立的司法，这种行为可以用最合法的形式降临到举报人的头上。当时举报或许无人过问，但轮到这种事，有的是人出手相助。记得当年辽宁某县的县委书记派人进京抓记者的事件，就是上情下体、相互理解的结果。

所以，您说这个《举报法》是不是很重要？很遗憾的是，也重要、也不重要，重要的地方在于，有个相对应的法律多少也能管点事儿，哪怕是现在不管事儿，将来也有一天可能有用。不重要的地方在于，只要是这种举报的机制不变、司法不能独立的话，怎么都不能杜绝打击报复。我们可以想一想上访的情况就知道了。很多上访人即使冲破重重阻力与截访获得了接待，最终还是一纸文件批转回原地区。他要是能在原地区得到有效的司法救济，千辛万苦地上访做什么？结果，很多人被打击报复，甚至连精神病的借口都用上了，直接把人关成精神病。

或许我们应该想想看，到底一部法律是保护举报人或者其他任何人的盾牌，还是其他什么才能真正保护我们？应该说这些年里，我们的立法工作虽然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各种法律法规还是在完善当中。可在实际的执法环境上，所有机构依然是铁板一块，法律并未能使得权力之间相互制衡，而是依然在现有的行政框架下，对于自己的利益共同攫取、对于妨害利益者铁壁合围。或许我们可以再想想，即使没有这个《举报法》，按照现行的法律难道就不能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利么？

（作者系知名网络评论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