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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国家发改委正酝酿新一轮基本药物价格调整，《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相关文件将在6月底出台，据说将是我国第26次药品大降价。受此影响，去年以来在熊市中表现相对抗跌的医药公司股票，连日下跌。

听起来，似乎是暴利药新闻及回扣清单等新闻刺激了价格监管部门，乃至做出了为民做主的举措。但各位看官不妨细想，迄今为止的N次药品大降价，可曾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更遑论解决因医疗资源紧缺而导致的看病难。

鉴于此，笔者认为，政策设计如仅仅在基本药物价格问题上兜圈子，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群众看病吃药面临的高价难题的。

核心原因在于，无论就医还是吃药，都属于严重信息不对称的领域，不能简单等同于看价买菜。且有病吃药，兹事体大，远超过了多数群众智力水准和专业能力。这就是说，有关部门绝不能希冀大家依靠自学成才，能熟练默记所有特价药物目录，及时在医生开大处方的时候提醒一声——“烦请您开便宜点的××药，替代那个贵的××药”。此外，在患者无力充当“全知帝”情况下，要仰仗咱们白衣天使们能拒腐蚀、永不沾、一尘不染、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似乎也不靠谱。

从这个角度出发，要解决药品价格问题，须放到医药改革的大框架内通盘考虑，不能指望采取先降药价再降医疗服务价格的方式，逐个击破，进而赢得医药领域改革的全面胜利。具体而言，在诊疗领域既有问题尚盘根错节，无法触动的时候，启动计划调节工具，试图以指导性计划和目录方式，打造出一批低价药品来造福群众。用心虽良苦，但效果注定不彰。弄不好，还会造成“高价药驱逐低价药”的结果。这种担心绝非杞人忧天，不信的话，试看经历25次药品大降价之后，我们曾经熟悉的常用药，还能在药店里找到多少？

学理上，搞制度设计要达到预期效果，一定要遵循两条要旨：一是激励相容，即这个政策拿出来放到现实中，是不是受操作的主体都乐于执行；二是利益制衡，如果某一个强势主体拒不执行政策，是否有制衡的力量加入博弈，以放大弱势群体的话语权。

现在来看，如果采用通过计划和政策来降药价的做法，制药厂商不高兴，流通环节不乐意，开处方的没好处，广大群众看得到实惠，却摸不着利益，肯定算不得激励相容。从利益制衡角度，对于众所周知的弱势病患者群体，也看不到有让医院、厂商、药店都忌惮的强悍角色来关照他们的利益。这样一来，无论医改还是药改，失败是必然的，取得皆大欢喜的成功是偶然的。

现实表明，或许引入新的主体进行医疗卫生领域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这里需要注明的是，笔者所指这个新主体并不是发改委、卫生部等政府部门，而该是为群众看病就医吃药付费的社保机构，也就是说，为诊疗、治疗、药品服务买单的大机构应承担起最终的谈判责任。实际上，出钱的社保及其他保险机构与医院、医药厂商谈判，在充分保障病患者权益基础上，取得成本最小化的结果，也是相当成熟的国际惯例。

按照这个想法再进一步，国家未来社保机构和其他保险公司介入的方式，最好也不要采用提升其行政层级乃至赋予其强力检查执法权等传统思路。用市场化机制，解决市场化进程中的问题，才是题中应有之义。过去，虽然我们因医疗产业化吃了苦头、受了伤害、走了弯路，但绝不等于就此否定市场化方向，回到赤脚医生当道的旧时代。一言以蔽之，我们既要对依靠好机制解决坏问题抱有充分信心，更要与行政力的善意谨慎保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