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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各大媒体高调报道了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消息。当天下午，五部门还搞了“答记者问”，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透露了两个规定的主要信息。

但之后，却突然没有了下文，任凭各路人士四处打听，想要找到两项规定的原文和全文，但都无果而终，“五部门”始终讳莫如深。6月21日，《新世纪》周刊以“公安部最高法意见分歧 反逼供新规难产”为题，刊发长篇报道，意指有关部门有阻挠新规出台之嫌。

6月24日，两项规定的“全文”经过千呼万唤，终于由最高法发布。

现在看到的“全文”跟5月30日当时的“全文”是不是一样？有没有变化？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答记者问”与现在公布的这个“全文”的比较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或许经由这些蛛丝马迹，能够看出其间的变化、区别，以及隐藏其间的交易与博弈。幸运的话，甚至可以窥见刑讯逼供现象的症结。因为，5月30日的“答记者问”不是一般的记者问答，它透露了相当详尽的信息。

“答记者问”详细解释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程序，指出有五个步骤：

1.程序启动。“答记者问”说：在法庭调查过程中，被告人有权提出其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第8问，下同）“全文”则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第六条）

区别在哪里呢？在“答记者问”中，提供非法取证的线索或者证据，规定为被告人的一项权利，到了“全文”中，却变成了他的一项义务及责任。作为义务与责任，提供不出（全）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的后果，学法律的人都十分清楚。

2-3.法庭初步审查和控方证明。“答记者问”说：程序启动后，法庭应当进行初步审查。对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直接进行犯罪事实的调查；有疑问的，由公诉人对取证的合法性举证。“全文”则表述为：法庭对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的，可以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建议法庭延期审理。（第七条）

这一段的变化可说是相当吊诡：首先，当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因被刑讯逼供所以说了假话，法庭居然要求公诉人用他说过的假话来证明取证过程是合法的；或者用没有被逼供时摄录的录音录像来证明逼供并不存在，因而取证过程是合法的；或者通知逼供人员到庭作证，指天发誓自己没有逼供被告人。其次，当公诉人连这点都做不到，当庭不能举证时，还可以要求法庭延期审理。我们知道，一旦延期，显然什么可能都会发生。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公诉人其实是随时可以申请延期审理的（申请权而已），为什么要画蛇添足地加上一笔，无非是怕法庭不同意公诉人的申请。

4-5.双方质证和法庭处理。“答记者问”的逻辑很简单：如果公诉人能够证明审判前供述的取得是合法的，准许当庭宣读、质证；否则予以排除，不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全文”对此作了大量的限制和补充。比如：准许当庭宣读和质证的审判前供述，不再只有公诉人能够举证排除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的供述，还包括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不能提供线索或者证据，或者虽已提供证据或者线索，但是法庭不认可的审判前供述，也可以当庭宣读、质证。这是什么意思？这不还是跟过去一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