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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人们也曾担心大城市养活不了那么多“闲人”，喊出“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鼓励年轻人去农村“大有作为”，结果却是让城市丧失了发展所必需的人力血脉，而农村也无法消化这些“知识青年”。前车之鉴，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深思。

诚如一些人所言，对于在北上广艰难谋生的人和企业而言，一些体制上的缺陷让他们感到谋生之艰难。但正如许多企业和个人在解释“为何难也要留下”时所坦言的，这种体制性、结构性的缺陷其实到处都有，而内地、小城市和农村这些开放程度较差的地方，体制问题只会比大城市更多、更难解决。

纵观当今世界，城市化是大势所趋，而城市化的模式则多种多样，既有如德国鲁尔区那样以小城镇为主、没有中心大都市的，也有如法国那样，让巴黎成为超级都市，以致每5个法国人就有两个住在大巴黎的，各种模式间本无高下之分。如果有关方面认为，发展小城镇，使人口分布相对均衡，是中国城市化的理想发展道路，希望多一些“逃离”北上广、开拓小城镇的年轻人才，那就应该从体制上、政策上和环境上鼓励更多企业、学校、服务机构等吸引年轻人留守的单位先行“逃离”，让内地、小城镇和农村的机遇和北上广相比更均衡。

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年轻人暂时“逃离”了，过不多久，他们中的很多人还会跑回。当年的“回城潮”，不就是很好的例子？

至于对北上广高额生活成本的担心，这固然是合理的，但也无需过度解读。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大中城市民工潮初涌时，就曾有进城民工因负担不起吃、住等费用，孩子无处读书，继而造成结构性“民工荒”的问题。今天已经过时、甚至有些“不人道”的措施，如集中食宿、民工子弟小学等，当初却是用工单位和有关方面为吸引民工、“拴心留人”而想出来的“锦囊妙计”。北上广集聚了众多的用人单位，人才需求量是巨大的，一旦“长安居，大不易”，导致大量人才“逃离”，这些单位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最终，整个城市也会因“人才空洞化”而丧失活力，而这将迫使用人单位和有关部门像当年解决“第一次民工荒”那样，从政策上、待遇上想方设法，给年轻人以更多留下来的条件和理由。

北上广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是又可爱又可恨的地方，选择留守，成本的确高昂，压力固然不小，但真的“逃离”，恐怕同样是艰难的选择。说到底，选择的主动权并非掌握在年轻人手中。有关方面如何能从政策上、资源上有的放矢，让选择留下的更踏实，选择“逃离”的更坦然，或者干脆说，让年轻人真正可以放下包袱，摆脱顾虑，选择“逃离”或“不逃离”，是一份不容易完成却必须完成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