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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走了。与曾经的费孝通、启功、巴金、钱学森、吴冠中等科学或文化艺术大师们辞世时的情形一样，人们在感念其毕生成就的同时，不免又纷纷感念起成就他们学业基础的那段中国教育的传奇。有论者感慨道：那批不可复得的大师，全是上世纪初民国教育的产儿；随着他们的集体作别，人们才如梦初醒：原来他们已是绝响，原来他们竟那样不可替代。

从一位位大师的成就回望民国时期的教育，确实令人称奇。在那个战乱频仍、到处都难以安放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为什么教育方面的成就偏偏如此辉煌？现在，从小学到大学，办学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社会成员对教育普遍重视，教育理论和经验也积累了很多，但却苦于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才。为什么会这样？

近日幸会一位名校老校长。他说，积四十余年一线教学研究与管理之感悟，最终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小到一个学生要想学习好，中到一名教师要想教好，大到一所学校要办好，再到一个时代的教育整体上要出更高的成就，最最重要的，是“态度和信念”。有了端正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念，差的条件可以克服，好的方法能够发现，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出来；而若反之，则条件再好都白搭，方法再巧都无用，教训再多亦无助于改进提高。

仔细推敲一些案例，感觉此理确乎不虚。民国时期的教育之所以胜过当下，其秘诀或正在于“态度”这两个字上。彼时特殊的国情，使无论办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基本上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和目标。论及个人，便以钱伟长为例，他本来中文历史科目是强项，却因国耻之故，执意转学物理，坚定的态度和明确的追求，成就了他的学业，也奠定了毕生的事业基础。而论及学校，不妨以西南联大为例，烽火连天中的颠沛辗转，打乱了很多东西，却始终没有打乱学校的信念和师生的治学态度，在图书和仪器设备都十分匮乏，甚至基本的生活条件也难以保障的条件下，该校却培养出了一批在全国乃至世界闻名的杰出人才。

应该说，彼时学校的教育精神和人们的求学态度，乃由特殊时势所激成，是时代所加给人们的强烈的屈辱感、使命感等，让很多人获得了动力，成就了辉煌。换言之，当时的教育成就，有相当多的促成因素在于教育之外。也许，时过境迁，教育发展已经很难再获得那样强大的外部激发力量。既往的传统已难以再完整延续，这是需要承认和正视的。

不过还需要承认和正视的一点是，时下的教育，非但是没有延续民国期间的教育传统，还日呈反传统之势。当下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当中，坚守教育信念者少了，办教育并不是完全为了学生的发展，而往往是为了排名，为了收费，为了一己的名利。此风日渐之下教育成就往往只是体现在无效课题、水货论文及名不副实的证书方面，泡沫越吹越大，迷失者越来越多，而人才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