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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口流动最频繁区域之一的东部沿海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已悄悄在中国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城乡间出现。（新华网8月16日）

可以肯定的是，当前的这种“逆城市化”现象，与由于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的压力日见增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这类传统意义上的逆城市化现象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虽然不能排除当下的“逆城市化”回流潮中，有进城农民融入文化影响问题，也有一些人乔装打扮奔拆迁补偿因素，但对更多农民而言，无论城市化与否，必定不可回避就业和生存问题。

对于那些深受城乡“二元”户籍壁垒困扰的农民而言，终有一日能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很久以前是他们的莫大向往。近年来，随着一些地方户籍政策的松动，加之城市快速膨胀吞噬良田，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得不“当”上城市人。

在进入城镇的农民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经商、办厂、打工，当然也有拆迁。对于经济实力雄厚者，城市与乡村的取舍只在一念之间，全凭喜好。对那些靠工薪过活的“新城市人”而言，在此之前，他们在城市里的财富积累接近于零，属于城市生活范畴的打拼才刚刚开始。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进城农民眼前面临的种种现实十分严峻。首先，社会的共性问题，进城农民一样不会少。一般工薪收入增速跑不过CPI，还有节节攀升的房价，连白领阶层也纷纷逃离一线特大城市，进城农民工要想成功立足自然异常艰难；其次，在大学生就业尚且为社会头痛之时，进城农民又怎能奢望获得一份收入更高更体面的工作？还有，在灰色关系哲学横行的当下，进城农民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意味着进城后，必须从最底层一步步“干”起，而每一步又将付出更大的成本。即便进城农民愿意这样如蜗牛般努力向上层攀爬，乐于“掐尖”引进“高素质农民”的城市管理者，也不会愿意背上因城市化，给自己带来这些沉重的包袱。

放眼国际社会不难发现，城市化是全民致富的必然路径。欧美没有严格的户籍管制，所以其城乡人口的流动，往往更能体现出社会就业趋向。无论欧洲还是美国，其城市化的发端，无一不是因为早期工业的兴旺发达，由此带动城市就业需求的增长，从而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迅速集中。这样以就业为主导的城市化，既源自公民个人的自发，也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应该说与欧美早期的城市化有着许多类似。这也意味着，牢牢把握就业这个龙头，才是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

而在眼下“逆城市化”的背后，实际是农民城市化生活的无奈，就像另一种形式的生存淘汰。好死不如赖活着。农村即使再不济，至少有几亩田地，可保肚儿圆，回流农村又何尝不是一种生活所迫？对农民而言，无论如何选择，都应是其个人自由迁徒权利的体现，但就全民致富征途中无法绕开的城市化现象而言，如果不能始终以就业为中心破解问题，进城农民的长久生活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他们充其量只是穿上了一张城镇户籍的外衣，真正的富裕则离他们依旧十分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