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院学者陈占彪先生在11月7日的《南方都市报》上发表题为《叫嚣“我爸是高干”仍被正法的“官二代”》的文章，文中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严打时，上海高干子弟陈小蒙、胡晓阳利用“官二代”身份强奸、猥亵妇女，最终被枪毙的案件。陈小蒙等人曾对受害者公开叫嚣：“你去告好了，我们是高干子弟，不怕的！”
某交通肇事者一句“我爸是李刚”拨动了全社会的敏感神经，回顾二十多年前惩办不法“官二代”的历史，的确能“提供镜鉴”。只是还应该点明：游离于现代法治之外的“严打”绝不是遏制“官二代”违法的良药。
按当年的权威说法，1981年至1984年间，一拨官二代经常纠集在一起，以跳舞(即“黑灯舞”、“贴面舞”)、帮助调动工作等名义，诱骗妇女进行强奸、奸淫、猥亵，共轮奸、强奸妇女9名(其中3名未遂)，奸淫、猥亵妇女42名，陈小蒙等三名主犯被处以极刑（其中“奸淫”一词是当年“流氓罪”里的特定术语）。以现在法律观之，当年的判决虽然有偏重之嫌，但还是合乎正义的。
1980年代的严打对于整饬当时混乱的社会秩序有积极意义，但也有严重弊病，比如严打过程中的分派指标抓人、刑讯逼供、权大于法、枉顾当事人起码的诉讼权利等做法催生出许多冤案、荒唐案件。
陈先生在文中写道，对于陈小蒙的伏法，一位西方外交官说：“他们是以任何人都无法反对的罪名惩办的”。
但实际上，西方主流媒体对严打中出现的问题，还是颇多微词。比如，1980年的《刑事诉讼法》就规定：死刑不应示众。但在严打中，这条法律就被践踏了，1984年一期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广西桂林严打中处决犯人的照片，引起当时宣传部门和司法部门的重视，之后两度联合下文强调不得游街示众，“以免对外造成不良影响”。最近，我国多地司法部门和警方搞“嫌疑人示众”、“小姐游街”，这种有悖于法治精神的做法显然与1980年代的严打有渊源关系。
严打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不能从制度上杜绝陈小蒙们的产生，这很难说是正义的胜利、法律的胜利。比如，陈小蒙犯罪集团从1981年就开始作案，直到1984年的严打中才覆灭，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这就好比，明代立国之初，皇帝朱元璋想出了一套千奇百怪的“廉政”办法，规定贪污八十贯就可判绞刑，在全国各地建了贪官剥皮亭，甚至他还规定，老百姓若觉得官员贪污枉法了，可以把官员直接拿草绳绑了，到南京去告御状。结果呢？明朝政治还是腐败黑暗。
防止官二代之类强梁欺霸，和防止官一代腐败一样，良方无非是：司法独立、舆论监督、制衡权力……。运动式的严打，绝不是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