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15时，武汉洪山区土库村拆迁户童贻鸿到北京朝阳双井派出所“自首”。因11月18日下午向楼下投掷砖头“导致一人重伤”，童贻鸿被当地警方通知做笔录。由于不信任当地警方，童贻鸿搭乘飞机赴京向警方“自首”。（11月21日《新京报》）
面对30多人和一辆破拆机的来势汹汹，拆迁户童贻鸿选择了丢砖抗争，事后被警方告知其行为致人重伤要做笔录。这本是一起并不复杂的刑事案件，在当事人童贻鸿看来，却有着“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怆。出于“壮士一去不复回”的担忧，他选择了进京自首，生平第一次坐了飞机。事实上，与其说是“自首”，倒不如说是“求助”。毕竟，根据属地原则，本案最终还会移交武汉警方处理。童贻鸿想要的，不过是北京警方介入和媒体的关注，能避免自己遭受可能的不公待遇。
主动向警方投案，可见童贻鸿并不想逃避责任。然而，从武汉到北京，童贻鸿的自首之路走了1200公里。舍近求远的离奇背后，是他内心深处的惴惴不安。“如果真有人受这么重的伤，我应该看见，而且警方当天就该来找我。我觉得有鬼。”准确地讲，童贻鸿的不信任不只是针对当地警方，更是那背后神秘莫测的强拆之手。他担心，所谓“一人重伤”不过是烟雾弹，以此为借口将其身陷囹圄，趁机强拆他的房子才是真实目的。
请理解童贻鸿的恐惧和焦虑。在信息不对称、权利不对等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是很好的编剧。何况童贻鸿对于粗暴强拆的担忧，并非无端而来。无论是山东聊城东昌府区一副区长“妨碍拆迁就让你蹲监狱”的威胁，还是江西宜黄谋官员“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谬论，都体现出地方公权力对于拆迁的强悍。远的不说，近期暴力拆迁的相关报道就不胜枚举：10月16日，因其住所的拆迁问题，郑州残疾人李付俊被几名穿着便装的男子挟持后扔到市郊的樱桃沟，等到次日早晨返回住处时后发现自己的住所已被夷为平地；10月30日凌晨，山西太原一待拆迁民房发生一起凶杀案，10余名手持镐钯的男子闯入民房对两村民进行毒打，导致一死一伤……
面对强拆，不少人不得不使用有些极端的手段自卫和抗争。从上海闵行区拆迁户的自制燃烧瓶，到武汉老农的土炮还击，再到被誉为今年年度网络游戏的《钉子户大战拆迁队》。处于相对弱势的被拆迁人，似乎只能一次次逾越法律的界限“以暴治暴”，才能暂时维护自己的权益，赢得和拆迁方谈判的话语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便是他们难以言表的无奈。
在向拆迁者投掷砖头的同时，童贻鸿也在心中悬起了石头。不仅是承担良心的自责，接受法律的制裁，还要担心此举会“激怒”有关部门，甚至成为其小题大做、顺水推舟的借口，这便是无数和童贻鸿一样的小人物的悲怆。对于他们来说，接受警方合法的处理都显得那么奢侈，唯有求助不受地方利益牵绊的外部力量，让自己的命运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才能多一分安全感。
别把坐飞机进京自首，当做拆迁户自己吓唬自己的笑话，这背后的无助和凄凉又有谁能真正读懂。“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公民合法财产权，难道只能凭借一块不合法砖头才能维护？被寄予厚望的新拆迁条例，何时不再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