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5bet官网_365体育手机版-下载|投注@

一些执法人员之所以在某些领导的授意下徇私枉法，也是考虑了其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的：因为如此公然违法执法、执法犯法的行为几乎没有什么成本代价，但其收益却极大，听从了某些主要领导的指示行事，领导就会很高兴、很感恩，下一步，当有“肥差”需要调整或是官员升迁机会到来之时，这些领导便会首先考虑那些为他们“办好事”的下属。这样的机会，谁不喜欢啊？

反之，如果不听领导的话行事，那么“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必将会为此付出代价。但是，如果真的像上面一样听从领导“旨意”做出违法的执法行为时，却不需付出多大代价：一是有当时决策领导在做后盾，二是即使真的被媒体曝出了这样的违法行为，充其量也就是遮人耳目的“暂时停职接受处理”。如，2008年发生的河南灵宝市警方跨省追捕发帖举报灵宝市政府的青年王帅（当时在上海），尽管被媒体报道后舆论反映强烈，但我们最后看到的结果一直是“主管副局长和２名办案人员被暂时停职接受处理”。而至于39岁的内蒙古男子吴保全因网上发帖批评政府违法征地被两次“跨省追捕”、 北京作家谢朝平因写一本书却被陕西渭南公安局跨省追捕事件，至今看到的都是警方取消了这样的违法行为，但并没有看到相关责任人被追责，更不用说是“严格追责”了。

批评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在中国，公民真正践行这一行为却总是被严厉禁锢或“被惩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少对决策者及相关执法人员的依法追责，也体现了问责机制的不健全。在法治社会建设日益深入，公民权益日益得到保障的现代法治社会，我们有必要追问：谁来纠偏有违法治精神的“人治”？靠“人”还是靠“法”？如果是靠法规，那么，又有谁来保障执法者的公正公平执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