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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辜公民被警察错抓，遭受冤狱，是我们常看到的新闻。眼下又添一例——2008年9月，新疆某市一中学初二学生王企（化名）只因与嫌疑犯重名，被当地警方抓捕并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2009年1月，他在少管所里遇到抢劫案主犯，冤屈终得澄清。案子虽然纠错了，但身心和名誉受到极大伤害的王企申请恢复名誉时却被驳回。（12月20日《中国青年报》）

这起冤案对这个少年的伤害，不仅在于荒唐的错抓，可怕的刑讯逼供，恐怖的屈打成招，还有更折磨人的精神羞辱。王企被羁押期间，曾被迫戴镣铐到学校现身说法，看守所管教交给王企一封忏悔信让他在同学面前念。“我从小偷窃……”念着信里自己根本没做过的事，王企难受得嚎啕大哭起来，这个表现却被民警解释成“发自内心的悔过”。他的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被鉴定为七级伤残。

为什么不还少年一个清白？司法的纠错，为什么这么迟钝和麻木？当伤害了一个无辜的公民，尤其是一个未成年人时，公权力难道不应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作出弥补吗？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曾引发舆论哗然的佘祥林案，还有其后在各地曝出的各种版本的“佘祥林案”，云南版，河北版，最新一次是河南版的，赵作海案。虽然错误的司法逻辑是一样的，错得也非常离奇，但相比佘祥林和赵作海那样的冤假错案，少年王企的错案似乎算“轻”的了。10多年冤狱出来后，佘祥林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赵作海被当作杀人犯错关11年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个少年，关了200多天就放出来了，家人都还在，还有自己的未来。没有那么沉重的冤屈，没有震撼人心的悲惨，王企所遭受的，某种程度上恐怕只是中国社会中一起“平常”的冤案。

可是，不能因为它只是“平常”的冤案，就可以轻视和低估它对公民的伤害。越因为它是“平常”的，在现实中更多，就越考验我们的制度，比如司法的纠错意愿和纠错能力。

不错，佘祥林和赵作海确实比新疆少年王企冤多了，也惨多了。可是，在纠错上，因为案件的轰动性和典型性，引发了举国关注。在舆论压力下，冤案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最彻底的纠正。就拿赵作海案来说，不仅办错案的公检法相关人员受到了处理，当地各级别的官员也都到赵作海家中道歉，满足了赵的要求，依法进行了国家赔偿，给赵盖了房子。舆论围观下，赵作海不仅恢复了名誉，甚至因此成名，成为了替人打官司的公民代理。

而我所担心的是，新疆少年王企的错案由于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多媒体围观，它的名誉很难像赵作海那样得到恢复；没有舆论施压，当地官方在纠错上也非常勉强。但大家想想，他还是一个尚末走上社会的少年，背负着这种羞辱和污点，今后那么长的人生之路，他将怎么走？

赵作海案后，有媒体赞扬当地官方的纠错，可我觉得，最考验公权纠错能力的，并不是像在赵作海案这种媒体聚光灯下的纠错，而是像新疆王企案这种“平凡”的冤案。媒体的关注会制造出法治的幻象，远离媒体关注的时候，也许才是最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