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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0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判处原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资源局局长罗亚平死刑。法院查明，罗亚平在任职抚顺市国土资源局原顺城分局局长期间，利用掌管征地款、动迁补偿款等机会，贪污受贿3000余万元，另有折合人民币3000余万元的财产无法说明来源。（《沈阳晚报》12月21日）

公务员职务犯罪目前已经少有判死刑的了，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被司法处置的省部级别的官员十多位，没有一例死刑。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贪污受贿没有罗亚平多，他们一般都比罗亚平多；也不是手法没有罗亚平“恶劣”，贪污受贿的恶劣程度不好评价。我很不专业，我简单化地认为，大致涉案数额越多就越恶劣，官越大就越恶劣。因为官越大，平时冠冕堂皇的大话就说得越多，而一边说大话一边侵占公众的根本利益，就越像一个骗子，因此就更恶劣。倒是官小的，例如罗亚平女士（科级），来得比较直接，平时说的话比较实在。

那么，罗亚平女士为什么被判死刑呢？我国贪污受贿罪的“死刑标准”是什么呢？有两个标准。一是刑法标准，即十万元以上，可以处死刑。但这个标准，已经被现实抛弃，早就不可能这样量刑了。于是就有第二个标准，即“现实标准”。现实标准是飘移的。它又必须要确定两个指标，一是官员级别，像罗亚平这样的基层公务员，千万元以上是可以杀头的；而同样的贪污数额，放到相当级别身上，在近年来，一般是不会被判死刑的。当然，这就等于无法可依。那么，司法也就可能在等待上级官员的旨意。结果可能就是，哪一级贪官，就是哪一级的政治，由各地自己摆平。

中国有杀贪官的传统。中国百姓会为杀贪官叫好。几十年前，杀贪几万元的贪官，叫好。十多年前，杀贪几十万元的贪官，叫好。几年前，杀贪几百万元的贪官，叫好。现在，杀贪几千万元的贪官，叫好。当然，如前所述，现在贪几亿元的贪官，一般官比较大，反而不容易杀，也就没有叫好的机会。这次罗亚平一审被判死刑，网络上除了叫好，也是抱怨为什么只杀这么小的贪官。这是近年反贪舆论的变化。

但是，要知道杀贪官跟反腐败不是一回事。杀贪官不会遏止腐败，杀更大的贪官也不会遏止更大的腐败。此前，有过一段时间杀贪官的级别比较高，人大副委员长，副省长都杀了。结果当时也没有遏止住腐败，否则，今天的反腐形势也就不会仍如此严峻。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也证明了，严厉杀贪并不能带来清明廉洁。此外，杀贪官可能使腐败线索灭失。而这可能正是体制内也有些人说贪官“可杀”的原因。因此，有人断言，罗亚平女士多半上诉无效，因为她在那么小的地方，案子一定集中地牵连到许多人。即便这些人不是个个有背景，仅仅为了保一方平安，也需要杀了罗亚平。这就是说，杀贪官可能不是反腐败，还可能有助于继续腐败。

目前的媒体习惯于做官方反腐败的二传手，一旦一个贪官被杀掉，就欢呼着把他描绘成该杀的样子。例如媒体上的罗亚平，你简直就不知道这样一个妖魔鬼怪，在官场是如何混的。她被称为“土地奶奶”，仿佛那一方土地就是她的。但这事实上可能吗？如果她的领导前天不喜欢她，她昨天还是“土地奶奶”吗？既然她被任命的时候，公众没有发言权，她被排除的时候，不也是她的领导的事吗？反腐败就是这样一种官僚系统内的排除机制。当谁要被排除，先服从系统内部的标准处理，其次才丢给司法。而如前所述，司法也没有确定的标准。那么，为什么它排除一个，就值得跟着欢呼一次，而不是反思一次呢？尤其是，当这种排除残酷到要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

以上是从当前的体制弊端和反腐败的现实需要角度，不赞成贪官一概适用死刑。如果罗亚平被终审判处死刑，只不过是多了一个悲剧，与反腐败的胜利无关。对于一个具体的腐败官员，清理了他的烂摊子，把他关起来，事情就完了，剩下的事是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