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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前几天,刚见了蒯大富,跟我说,受不了了，这哥们儿，饭桌上一开口就是兄弟我当年被毛主席接见的时候（之后省略三千字）。

其实这也很正常，有多少人能够走出人生最巅峰的记忆呢？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除了身上披的阿玛尼，脚下踩的LV，身上喷的香奈儿，坐进一辆奔驰600，一个人能凸现自己属于一个占据更多资源群体的标志，就是他所拥有的记忆，记忆最能标明一个人属于什么圈子。

做不经意状流露出你让人艳羡的记忆，比任何奢侈品更能让人在你身边感受到可望而不可及的绝望。所以钱钟书笔下的妙人，总爱说“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

不过这个潮流眼下有了新现象，比如北大一位我很尊敬的著名著名教授，在各种场合作报告，好像是开忆苦思甜会，从来不提“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开口总要从“兄弟我当年在XX农村种地”的时候说起。这也不光是他一个孤例，我视野中成了腕儿的经济学家，莫不如此。要不就是“兄弟我当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要么就是“兄弟我当年在厂里当学徒的时候”。最绝的是周其仁，绝少谈他出国经历，爱说“兄弟我在完达山打猎的时候。”据说他每说到此，在座的女生都显出无比崇拜的表情。

难道这些今天裘马轻肥的经济学家们，难道真得觉得当年自己种地，当学徒，打猎的时光，是最让他巅峰的经历，最幸福的时光？中国有七亿农民，教授才有多少啊？不能简单地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