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负水平已然成为新年的焦点话题。2005年大学毕业的女生吕某，近期在网上展示了她的工资单：每月工资收入大约9000元，收入水平不能算低，但是除去个人需要缴纳的三险一金和个人所得税后，拿到手仅为6600多元。对比升斗小民的忧虑，从宏观总量观察，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完成税收收入77390亿元，较2009年上涨约22.6%，远远高于GDP的增幅。
近年来，经济强劲增长所带来的财富更多向国家累积，税收则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分配作用。其结果是，“国富”在增强政府统筹投资实力的同时，却让“民强”无从体现，并成为掣肘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短板。当前，在发达国家纷纷以减税提振经济的语境下，国内亟待大力减税，为消费内需切实松绑。尽管财政部日前表示，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是2011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基于惯性政策思维和税制管理弊病，结构性减税难免会变形，甚至存在成为结构性加税的风险。
关于中国民众的税负水平高低，学界不乏争议，但是一个个现实的个案表明，至少国民税负水平绝不能算低了。一般来说，民众对税收的评判更多聚集于“个税”，因为他们通过工资单上对每月扣缴的个税一目了然。恰因此，坊间针对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少税级等呼声不断，也推进了个税征收制度的改进，包括适当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推进合并应税所得项目、适当调整税率级次；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改善征管条件等内容均被列入上报的改革方案中。然而，更多的税种对于公民来说却是“隐蔽”的，事实上，在我国税制体系中，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为主的流转税占比在45%以上。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在超市和商店的收银条上清晰列明消费税等流转税迥异，国内商品的价内税往往会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买单。例如，在商场购一套500元的衣服，其中就涵盖了17%的增值税和13%的营业税；40元一张的电影票含营业税12元，三口之家看场电影缴税就达到了36元；每斤2元的食盐中，就有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而多数公众对此却并不知情。
新年伊始，财政部提出的减税方向，固然让闻者欣喜，但该部门对税收的强大话语权却难免滋生隐忧。在实践操作中，政府部门手握税收决策的重权，必然会导致税收制度监督绩效的弱化。社科院财贸所的一项新近研究，在政府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比重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国为4.19%。一直以来，公款消费、公车滥用等问题屡禁不止，纳税人的权益受到严重侵蚀。其间，预算制度约束力弱化成为重要原因。最为典型的就是燃油税，2008年，有关部门绕过相应的程序，将燃油税加在原有的消费税上，使得燃油税在没有经过立法讨论的情况下开征。同样道理，近期房产税、环保税、资源税等新税种也都在推进之中，如果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根本无法保证结构性减税演变为结构性加税了。
这样的担心的确非常自然，税收制度只有广纳民意，并接受权利机构的严格监管，才可能真正体现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意。孟子云“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可见，以低税政策激增民间造血活力，进而通过民富带动国力强大的治国之道古已有之。我们可以理解面对金融危机压力，财政扩张政策会压制减税措施，但是综览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应对举措，大都以减税为主，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也祭出了对中产阶级和企业的一系列重大减税方案。然而，我国财政政策却更加青睐于以财政支出带动经济快速走出危机阴霾的思路。从以往投资路径看，征缴上来的大规模税费更多被用来建设铁路、公路及基础设施等大型项目，政府部门试图以这些公共投资带动社会就业与消费。但放眼长远，当前如火如荼的工程投资极有可能在未来遭遇没有现实消费支撑的尴尬。不可否认，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税收比例更高，物价也不便宜，而这些税收大多都投到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设施，老百姓因没有后顾之忧而敢于消费。相形之下，中国的老百姓却不得不为这些保障性消费节衣缩食，以至于预备不时之需，捂紧钱袋子已然成为了一种习惯。金融危机后期，财政政策必须要及时修正，从扩张政府投资转为减税于民，如果这一政策转变迟迟不去推进，不仅无助于经济发展方式优化，更存在行政部门“怠政”以维护部门利益之嫌疑，对此，最高调控部门须尽快做出政策调整安排。(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