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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恐怕跟政府在重大活动中患的两个病有关：举办中的过敏症和举办后的自负症。对于能给一个城市带来国内和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活动，地方政府都是高度紧张，会采取一系列的强制、临时“戒严”令，给当地民众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完事后，自以为影响力和地位已经提升的地方政府，自信进一步爆棚——如此重大、政府如此小心重推的活动，那必然在民众心目中也有着极高的价值和地位，那活动的资产，公众还不得抢着挤着去卖。他们何曾想过，被活动干扰到工作和生活的民众，早已将对政府的抱怨转移到活动本身。于是，地位在政府和公众心目中本就不对等的重大活动，价值再一次打折。

政府部门应当重视这种重大活动在公众心中的价值被高估的现象。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国力上升，举办亚运小菜一碟，一场亚运也不足以让人激动；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公众心中真正觉得有价值的事情，政府部门还缺乏正确的把握。简而言之，对国家的富强，公众已经失去了审美兴趣，现在大家更关心的是个体的生存状态，也就是民富。如果看不到这种民众和政府部门关注重心的偏差，那活动举办得再成功，对民众来说也是没有价值的，而对政府来说，举办活动耗费的心力再多，也是得不偿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