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说，金融行业的工资水平最高。这个行业是高度垄断的，保留了很多实物性分配项目。如果算上这些收入，这个行业的收入水平将有一定甚至相当大幅度的提高，行业间工资差距也就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被拉高。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按照实际收入来计算，大行业划分的行业间收入差距15倍也许有点夸大，但4.7倍则大大低估了。合理的、可信的倍数也许在这两者之间。这样，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也就大大地拉大了。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进行这样的计算，旨在说明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太大了，包括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而官方统计数据反映不了这样的事实。这样的事实要求政府必须立刻采取有力措施，缩小这样的差距。
行业收入差距太大的恶果，今天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最直接的后果是诸多行业具有封闭性，其就业者在自我繁衍。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均是这样。比如，鉴于在政府机关可以获得大量实物性收入，某些官员拼命安排自己的子女进入政府机关。有些地方的政府机关变相地被家族控制。还有，金融等行业的管理者也费尽心机安排自己的子女进入金融机构。反过来，低收入的制造业、服务业的就业者也只能进入其父母从事的行业，形成所谓“穷二代”。也就是说，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已经制造出一种职业等级制。这样的等级制度会让大量普通民众丧失改善自己境遇的机会，从而对社会失去希望。而一个失去希望的人，不大可能对社会秩序承担起责任。
那么，如何解决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毫无疑问，只要存在行业分工，行业间收入就必有差异，正常的行业收入差距也是可以接受的。但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源在于行业垄断或者权力制约不力。实际上，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权力制约不力，一些机关就可以给自己安排很多实物性收入。某些行业能够长期保持垄断地位，且享有垄断利益，也是因为权力未能有效地监管这些行业，反而充当这些行业的保护者，并与之分利。
因此，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治本措施是打破垄断，限制权力。从理论上说，在这两个方面，人大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比如，人大强化预算管理，官员们的实物性收入也就会受到约束。人大强化国有资本预算管理，同样可以控制垄断企业管理层的实物性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