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谈到少数地方以拉闸限电搞节能减排时表示，虽然那并不是发改委的初衷，但他要“如实地向社会做出检讨”。作为国家部委的负责人，张平这种敢于面对工作失误，并公开承担责任的做法，给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去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节能减排两个硬指标的验收阶段。一些地方由于担心不能完成单位GDP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总量这两个约束性指标，就开始在居民用电上动歪脑筋，拉闸限电的做法一时为多个地方所仿效。拉闸限电虽然从效果上也能达到节能减排的要求，但是却歪曲了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本意，它在给居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的同时，也变相“庇护”了那些能耗大、污染物排放严重的行业和企业，给节能减排的长远目标埋下了隐患。这样的做法，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批评和制止。
正如张平主任所说，拉闸限电并不是发改委在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扭曲的地方对策可能也出乎政策制定者的意料。按理说，发改委本来无须为地方政府的错误做法埋单。但是，由于发改委是节能减排的主管部门，对于发生在这一领域的诸多问题负有总体上的责任。同时，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也未能充分考虑它在地方上可能引起的异常反应，前瞻性和预见性略有欠缺，因此，发改委为拉闸限电的事情做检讨也不算很冤。
当然，更有意义的是，发改委主任这种承担责任的姿态，实际上还是一种勇于纠正工作失误的态度。如果发改委以“并非初衷”为由，远远地把担子推到一边，他们也就没有纠正地方错误做法的动力和压力，没有修正政策导向的足够警醒。这对于节能减排工作的全局性指导无疑是不利的。
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项规划指标进行层层分解，是近年来经常采取的做法。指标分配到位，地方上才有压力。但另一方面，如果单纯用指标说话，而不对地方的“对策”设禁区，良好的全局性政策有时也会引发变异的行政反应，甚至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比如，国土资源部门从2006年开始实行土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其初衷是为了增加耕地总量，控制城镇建设用地的规模。但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在土地饥渴难以遏制的背景下，增减挂钩变成了地方政府不计后果地获取用地指标的游戏。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的同时，大批农民却“被上楼”。增减挂钩和“被上楼”之间本来不该有什么逻辑关系，但在现实中，它们却成为一对令人深思的因果。这样的局面提示人们，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要期望最好的结果，还应该预料最坏的后果。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引入公众的意见，以最大限度减少失误。
国家发改委及时叫停拉闸限电，国土资源部对增减挂钩实行清查整治，都是弥补政策漏洞和增强工作指导性的做法，也是公共政策的自我纠偏。但对于公众而言，他们不仅希望看到行政机构以实际行动纠正工作失误，更愿意看到有人勇于为政策失误承担责任。不让责任虚置，才不会导致决策的轻率。由此而言，张平主任“做检讨”显示了责任政府的应有之义，因而具有特殊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