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上，诸多代表、委员提出一系列科技评奖中存在的问题：科研项目鉴定不规范、许多评奖存在不正常操作、各级科技进步奖“太多、太滥”以至于科研人员无心做费力不讨好的基础研究。
归总起来，目前的科技评奖，已异化为“公关评奖”、“包装报奖”以及“政绩造奖”。所谓“公关评奖”，据媒体报道，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邢新会常应邀担任科研基金项目评委。有时他在得知自己任评审专家当天，就接到各种“沟通电话”。常有参评人前来恭恭敬敬地请他“指教”，带来的材料里常夹着“东西”。
所谓“包装报奖”，在前不久科技部取消的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举报人反映，“（获奖材料）说2001年的纯效益是255万元，2003年的纯效益1470万元。然而我们在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室所查到泰德压缩机公司（专门为该技术成果成立的企业）的年检报告称，2001年亏损148万元，2002年亏损307.8万元，2003年亏损384万元。”这么明显的造假，评奖机构却未严肃核查。事实上，“包装”、“运作”报奖早已不是新闻，甚至有的项目还未取得成果，根本没有产业化，就被描述为取得多大经济效益，然后抱回大奖。
所谓“政绩造奖”，是指科技进步奖项于研究人员及团队、所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上级主管部门、成果设立方，都是一件“大好事”。对科研人员和团队，可由此获得晋升资本，获得新课题、新项目的砝码；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领导，科技奖项无疑是重要业绩，有利于提高学校“江湖地位”；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上级主管部门，这也是拿得出手的政绩，如教育系统就常用高校获奖项目占总授奖项目比例，体现高等院校“科研实力”。同样，如果科技管理部门在管辖范围内有很多项目获奖，也可作为其管理突出的成效展示。很显然，报奖、授奖、瓜分学术资源已形成一条利益链。而有关部门也就对包装、运作、公关视而不见，甚至主动参与其中。
科技奖励的初衷是好的，是希望引导科研人员潜心研究以促进科研质量提高，但实际操作中，由于存在种种暗箱操作的空间，反而加重了学术研究的急功近利，个别还演变成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因此，减少甚至取消科技奖励，近年来成为科技界、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呼声。但在“政绩造奖”的利益链条下，这种声音很难被有关行政部门听进去。
其实，由政府部门组织科技成果的评奖，本身就违背学术管理基本规律。取消各类政府科技评奖，实质是让学术评价回归学术本位，打破利益共同体，形成学术共同体。在我国去年先后颁发的《教育规划纲要》和《人才发展纲要》中，都已鲜明提出行政评价退出，让位于专业评价和学术评价的教育管理改革、人才评价改革。这方面，政府行政部门应有实际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