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工荒成了一个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也是全国两会的一个热点，其实，自去年以来，这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话题。
要是我们再回顾一下就会发现，至少在2004年以前，用工荒还不算是一个问题，我们会觉得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从2004年到今年为止，至少发生了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2011年三次大的用工荒（特指农民工），用工荒被越来越多地关注和研究。
用工荒究竟是怎样一种“荒”，是农民工这样的劳动力总体供给缺乏，还是结构性缺乏，即企业需要大量“初级劳动力”，而农民工这样的“初级劳动力”无法满足？
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还有1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待于转入非农产业，不存在用工荒，缺的是低薪、处于最佳人口红利年龄的农民工；缺的是能够提升民工薪酬的企业与经济结构。也有学者认为，在产业转型过程中，企业需要具有相对高素质的工人，但很多农民工的素质不达标，出现结构性矛盾。
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到“人口红利”吃光的时候，但农民工无限供给的时代确实一去不复返了。最近20多年来，我国的出生人口呈下降趋势，随着大学入学率快速增长，80后、90后进入大学的在增加，初中、高中辍学加入农民工队伍的在减少，出现用工荒实属正常。而且可以预计，1990年出生人口创历史最高峰值，这些人在最近两三年内度过毕业找工作的“洪峰”之后，上大学会变得更加容易，农民工还将继续减少，我国的人口基本面决定了用工荒将是一定阶段不可逆转的局面。
作为特定身份的农民工数量的减少，也与国家惠农政策、义务教育政策和不断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有关，这会减少他们外出打工的意愿。这样，农民工原先做的工作，将大量地被其他身份的人填补，比如大学生，就像欧美一些国家，大学生毕业后端盘子、当清洁工是很正常的事，也不会怎么有很明显的低贱感。
有大学生这样一个学历高、可塑性强的庞大群体，就不该存在多么严重的初级劳动用工结构性矛盾。这就需要我们对“用工荒”这个概念本身进行思考。其实，当我们说用工荒时，更像是在进行一种身份的而非市场的判断，即把农民工等同于初级劳动力，初级劳动力紧缺了，就想着用农民工来填补，而且还期望以低工资低福利来填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