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一张照片在网民间竞相传阅。照片显示，南京市区的太平北路道路两旁的40多棵粗大枝桠的法国梧桐“不翼而飞”，车水马龙中仅余留一段光秃秃的路面。据了解，因地铁三号线建设需要，南京将迁移1700棵行道树，其中就包括太平北路的那40多棵梧桐。此消息一出，南京市民纷纷提出救树，各大媒体也对此事进行了批评报道。
据《京华时报》3月20日消息，南京市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古树名木及行道大树保护的意见》，原则上工程让树，敏感路段移树需公示征民意。一波三折之后，此事告一段落，却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思考空间。
地铁作为一项基础设施建设，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政府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是如何来提供的呢？我们发现，政府是通过公共政策这一制度性安排来提供公共服务的，例如项目立项、招投标制度、项目验收等。那么，事关广大人民群众亲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的？
公共政策的来源，不外乎以下几个。一是政治精英的认知和行政理念。领导干部拥有强大的组织资源和动员能力，是公共政策的决策者；二是知识精英的意见和建议。专家学者以其科学精神和专业素质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三是草根力量的民意或者其它压力。公众作为公共服务的受体，对于公共政策应该享有重要的发言权。
公共政策的三个来源，实际上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价值观的层次。南开大学王处辉教授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分为三个层次：制度化、知识化、生活化。只有当制度化的价值观穿透到知识化和生活化的价值中，这种社会才是最稳定也是最成熟的社会。然而，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阵痛期”，三个层次的价值观并没有有机结合，而是出现了分离的状态。对于同一个公共政策，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草根力量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影响了公共政策的稳定性，从而影响了公共服务的供给。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与稳定性？扩大公众参与，健全公众的利益表达机制势在必行。根据新华网“投票与调查”的结果显示，61.1%的被调查者认为“保护树木责无旁贷”，58.4%的被调查者认为“城市化宜多听取民声”。如果地铁建设部门在项目开工之前，多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议，多听取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合理规划，科学布局；太平北路两旁的40多棵大梧桐树的“悲剧”，原本不用上演。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不可避免。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协调好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现实考卷。
当公共政策遭遇民意，“马后炮”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呢？应该承认，南京市以“牺牲”40多棵大梧桐树为代价的“马后炮”还是比较及时的，措施也比较得力；然而，在别的城市，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过程中，这样的“马后炮”还有多少？还有多少类似的“悲剧”正在或者即将上演？
如果让我来回答，答案会很简单——希望“马后炮”越来越少，希望“悲剧”永远不再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