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媒体报道，常宁市卫生局超标配置20 人的领导班子——1个局长，9个副局长，2个党委副书记，1个纪委书记，5个党委委员，1个总会计师，1个武装部长。该市组织部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看到媒体的报道“也吃了一惊”，并“立即组织调查”，而且该市市委市政府也对此事“非常重视”，开会研究决定免去其中6人的职务。
被免职的6位领导再塞往什么其他单位，那是后话了，既然超标配置领导的事情露馅了，市里面照例是要“重视”一下的，哪怕平时对这种事情有多么视而不见。倒是组织部长看到媒体报道后“吃了一惊”的表现，足以让人“大吃一惊”。作为干部管理部门，卫生局存在一个20人的“豪华”领导班子，组织部门不可能不知道，何以广大公众都已经对“官员超编”现象“审美疲劳”、不惊不奇了，官员还在故作“吃惊”呢？言下之意，无非是不知情、不负责。
这种“睁眼瞎”行为直接导致了各地“官员超标”现象层出不穷——据媒体报道，河南省郸城县公安局曾有领导班子成员16人，县政府办公室仅副主任就有9人；辽宁铁岭市一度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河南新乡市也一度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仅有37万人的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霍山县政府也曾配有11名副县长……某县一家县直单位有领导班子成员众多，竟发生开会时主席台坐不下的尴尬事件，“传染”范围之广、染病程度之深，显而易见。
一边是中央多次部署“减副”，政策却遭遇执行不力，一边是“官员超标”冲动高涨，领导扎堆。这不仅极大增加了行政成本，浪费公共资源，且由于领导过多，互相推诿扯皮，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等弊端丛生，可谓百害而无一益。对此，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森曾以“帕金森定律”深刻阐释了“官员膨胀”的秘密——领导的工作分担途径有三：把位子让给水平比自己高的人、让一位能干之人协助自己或者用两个水平比自己低的人当助手，前两者，一个断不可为，一个“引狼入室”，只有第三条方能高枕无忧。于是，以此层层类推，一个不断臃肿的领导体系就此铸成，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官场传染病”也就此染上。
这也就难怪不少地方从市到县、县到乡，“领导超标”屡禁不止。“减副”屡屡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某地小学一个72人的班，37位班干部仍嫌不够，遂增设“班长助理”若干，“官场传染病”传染至此，让人夫复何言。
其实，2009年中组部、中央编办曾联合下发《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减副”，此后也曾要求将“减副”纳入“三定（定员、定编、定岗）”规定，可反观各地层出不穷的“官员超标”现象，“减副”效果可想而知。像常宁市卫生局这样，媒体报道之后市里面才“重视”，遑论将“减副”常态化了。
要医治“官场传染病”，至少需要两步走——岗位法定化，依法定编定岗，阻其“官员膨胀”；信息公开化，诉诸社会监督，防其阳奉阴违。在唐代，已有官员定编之法，且为刑法。胆敢超编，刑罚伺候，超编一人，杖一百；超编十人，判刑两年。而今我们是依行政法，发现超编了或像常宁市这样仅是“免职”一下，或者是通报批评警告一下而已，如此“温补”，焉能疗治泛滥的“官场传染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