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4月4日，北师大管理学院教授、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发的一条微博在网上引发争议。尽管他已用打油诗回应称：“本是励志一句话，何必暴跳伤心肝”，但一时之间，骂声纷至沓来。
然而笔者认为，董藩教授的励志之言虽触犯众怒，但却无罪可言。不妨看看他的微博原文：“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这是我对研究生的要求。培养其财富意识是我工作内容之一，当然前提是合理合法致富。自己富了意味着创造了很多GDP、税收、就业岗位，社会贡献大，也帮助了低收入者，并避免自己、家属及亲属成为社会负担。对高学历者来说，财富意味着奋斗意识和汗水，贫穷意味着无能、懒惰、耻辱和失败。”
事实上，面对这则微博，很多人都把目光聚焦到微博的浓缩版本“40岁没有4000万不要来见我”和 “对于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这当中，难辞其咎的当然是媒体在报道时的失误，过于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使得读者多半有断章取义不求甚解之意。我们看到，很多关于这条新闻的报道标题都是以“4000万“作为核心词，文章讨论的重点也在于此。媒体过于煽风点火，忽略说话的语言环境，抓住整段话中的某一小部分，不可避免有些炒作嫌疑，这是媒体的失职。
要知道，此话是董教授对其学生说的，不是对所有高学历者，更不是对众多的非高学历者和低收入人群。相信很多老师都有对学生说过，“要是下次考不到几分就怎样怎样”。对于老师所说“考不到90几分就不要来见我”我们更多的是把它当做一种激励和鞭策，是一种希望和期许，甚至在与师生关系存在忘年之交的时候可以说是玩笑话。而换上了一锅4000万的汤，这药就全变了味了。难道说，对于考不到90分就不要来见我这种理论更适合用于北大的经济系的研究生么？或者不用4000万，用4000块？
马克思哲学提出个人的自我价值体现在对社会贡献的大小。笔者认为，对社会贡献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创造世上之前没有的东西，提高人类的物质水平和精神高度，比如爱迪生发明电灯、瓦特改良蒸汽机，或者是像孔子、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第二，解决当前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减少贫富差距。比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解决了我们的温饱问题，还有就是辛苦创业的实干家，为社会创造财富，提高就业机会，提高国家税收和GDP等。
而董藩教授是北师大土地资源管理、政府经济管理两个专业博士生导师，还兼任国家审计署特约审计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理事等职务。他的学生以后更有可能成为实业家。以4000千万的身价来激励学生是无伤大雅的甚至是无可非议的。更重要的是，其中所说的4000万，是身价。不是说4000万人民币。而就单纯从人民币角度而言，董藩表示“这个数字是15到20年后，我的学生到40岁时的身价，考虑到收入增长等因素，可能也就相当于现在的800万。挣800万在我学生从事的行业里也就能算比较富有，我只希望他们能过得好些。”相信如果把4000万改成800万，此言论的骂名也不会以排山倒海之势而攻之。当然，这是董藩在遭人炮轰之后的解释，但也不是毫无道理可言。而以身价而言，好比袁隆平，他没有四千万的现金，但是谁敢说他对社会的贡献与他所实现的个人身价没有四千万？
至于，这句盗版得很不专业的“对于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则激怒了众多高学历而飞高收入者、和广大的低收入非高学历群体。辩驳就此开始，尤其是学历与收入没没有成正比的高学历者。他们提出高学历不是就与金钱和财富挂钩，高学历是知识，是人生的一种追求，当然，在众多的高学历者中不乏这类人士。但是笔者妄下断言，这些站出来说明自己的高学历只是追求知识或者只为了丰富自己的精神层面的宣扬者，恰恰就是“内心极度向着钱靠近，但是在理想与现实相差甚远的情况下，而转为“耻于谈钱”的一种不健康的金钱观念。正所谓，一个人越是炫耀什么，就越是缺少什么。
我们的体制思维总是忌讳谈钱，觉得这是一种低俗的东西，好比性，是上不得台面的。例如电视里的娱乐节目，我们看到的奖品往往更多数是家用电器，或者是去某地几日游，即便有多的几千块的奖金也只是停留在主持人的口中，仅有主持人传播这一事实。很少有像香港或是国外的电视节目里，直白的把奖金放在镜头下，展现在观众面前，告诉观众，这就是你的直接动力，你的目标就是取得胜利，得到这些奖励。钱不是低俗的东西，钱是死的，人是活的，所有的好与坏，高贵与庸俗的字眼都是人强加上去的。不得不佩服张爱玲所言，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