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主要领导干部8小时外的生活如何监管？重庆市酉阳县的做法是，给每个官员发放一部具有GPS定位功能的3G手机，要求他们24小时开机，接受跟踪监督，购机费和通话费按相关规定由县财政统一支付。如果在跟踪中发现他们有违规违纪行为，按通报批评或责令辞职等8种办法进行处理。
应该说，在监管领导干部成为各地普遍难题的今天，重庆酉阳想出这样一个办法是动了一番脑筋的，而且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县纪委透露，一年来有82名领导干部被通报批评，其中20人被诫勉谈话。把领导干部的行踪置于监管之下，这当然会受到公众的欢迎。敢于把“精细化管理”的想法付诸实施，酉阳县委的魄力和自律精神令人钦佩。不过，这样一个突破陈规，并且给官员群体带来了某些“不自由”的举措，必然会受到争议。
首先，这一做法是否侵犯了官员作为公民的隐私权？官员群体比普通群众掌握了更多资源、承担着更大责任，其隐私权必然受到一定的限制。有些在普通人那里被视为“隐私”的内容，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官员可能就得公之于众，接受审视和监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官员群体就得完全生活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缸里。他们生活中有一些内容并不牵扯公众利益，同时也不违法犯罪，但他们不愿意为外人所知，这当然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隐私”。手机GPS跟踪是无法区分哪些时候应该定位、哪些时候应该放手的，它无时无刻不在盯防的特性使它很可能侵权越界。
更重要的是，这种对当事人带有强烈不信任感的“特务”手段，几乎必然招致手机持有者的反感。而且，这个监管办法还公然规定：县委书记和县长不在监管之列。这种不彻底性也必然带来被监管者的不平衡感：凭什么他们就能逍遥其外？在这两种心态作用下，谁也不能保证被监管者老老实实地持机待“定”，而想办法来规避跟踪恐怕会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既然GPS手机定位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就必然会有相应的技术手段来“破解”它。监管者不是先确定手机所在位置，又通过拨通电话来印证手机主人的行踪吗？被监管者完全可以把GPS手机放在“合理”位置，再通过呼叫转移把来电接到另一部电话上，然后告知查岗者自己在“合理”位置。这样，他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被监管者还可以让秘书拿着GPS手机在“合理”位置游动，同时接受查岗者的盘问，自己脱岗逍遥。再不济，被监管者还可以让手机没电或电池泡水，使监控临时失效。
如果被监管者不愿意在技术上大动手脚，带着GPS手机一样能把想做的事做了。比如说纪委的本意是通过定位系统，跟踪察看官员的活动情况，防止领导干部去不该去的地方，比如赌场或娱乐场所。可是官员要真的赌兴来了或想要“娱乐”，他就是在非娱乐场所一样可以组局豪赌和莺歌燕舞，只要有一处单独的活动空间就够了——这对官员来说并不困难。GPS手机又不是全息摄像机，就是在它的眼皮子底下违法乱纪，它恐怕也无能为力。
有太多的托词可以作为掩护，有太多的方法可以逃避监管，价格不菲的GPS手机不过是给官员们又添了一个“玩具”而没有真正的监管效果。从当地公布的语焉不详的“成就”数据也能看出来，一年下来GPS手机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发现。总不能说在这段时间内，所有的官员都没做违法之事吧？只能说，这不是什么高招，它像网眼过大的渔网，任很多鱼在其中自由来去。
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不是通过手机的新增功能就能完成的，还是应该着眼于诚意正心和建章立制。从思想上，要把贪贿可耻的是非观和伸手必被捉的危惧感建立起来。从制度上，要把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和公众监督的各种渠道有效利用起来，让官员们在一双双警惕眼睛的注视下没有机会作奸犯科。这件事没有捷径可循，只能一步步推进民主和法治的进程，以正本清源，刷新吏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