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肉精”事件尘埃未落，“染色馒头”“回炉面包”“牛肉膏”又接踵而来，这些恶性事件中暴露出的“马后炮”监管并不少见。现行体制下，一些地方监管部门的办公经费和人员工资，要依靠上级返还的收费罚款来“解决”，这多少造成了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的“养鱼执法”。（4月19日《新京报》）
一头“健美猪”的横冲直撞，暴露出养殖、贩运、屠宰、销售等监管防线的集体沦陷；一个“染色馒头”的走上餐桌，见证了企业内控、质监、工商等诸多关口的集体失守……惊愕之余，人们不禁追问：食品监管者作为百姓餐桌的“守护神”，缘何轻易放弃手中的“达摩利斯之剑”；冲在食品安全一线的相关部门，怎么比新闻媒体还要“后知后觉”？
随着记者的深入报道，“养鱼执法”浮出水面，为这一切的不可思议找到答案。由于财政供养机制不顺，地方监管部门的办公经费和工资福利主要依赖于罚款返还，被监管的对象反倒成为监管者的“衣食父母”。这一畸形的利益关系，使得“猫捉老鼠”异化为“猫鼠一家”，“执法为民”演变为“执法为利”，惩处违规的罚款手段更是成为创收吃饭的生存之本。在这一体制下，原则规定被束之高阁，监管职责被抛之脑后，能不能创收作为管与不管的唯一取舍标准。甚至，为了生财有道，细水长流，一些监管部门主动“放水养鱼”，明知道坐在办公室看样品会被欺骗，也要装模作样地配合企业演好戏；即使发现造假也不能罚死，因为来年还指望对方为自己创收。
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污染的是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是污染水源”。同理，“养鱼执法”比食品安全事件本身更加可怕，因为后者是无视法律，前者则是毁坏法律。罚款经济严重损害了执法部门的公信力，践踏了职业道德的底线，令一切正义和良知荡然无存。知法犯法的道德滑坡需要挽救，礼崩乐坏的监管体系更要重塑，早日彻底走出“罚款经济”泥沼。
一是理顺财政机制。一言以蔽之，正是现行财政供养机制的不合理，给了执法部门“马不吃夜草不肥”的创收冲动。纳税人雇佣食品监管者为自己服务，就应当保障其必要的经费和福利，避免其与监管对象结成利益共同体。当下，食品监管部门应在合理计算运行成本的前提下，纳入财政全供，加强基层监管的人力、设备和经费保障，实行收支两条线，让罚款与部门利益脱钩，严禁罚款返还、变相“坐收坐支”。
二是完善管理机制。以罚代管，不曝不究，跟地方保护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些违规企业，不仅是监管部门的创收对象，更是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迫于当地政府的压力，监管部门不敢铁腕执法，往往象征性地罚款了事。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曝光前，各级检测机构就曾多次对三鹿奶粉进行检验，但“均未发现问题”，直到媒体曝光后，地方政府和企业才开始“彻查”。只有进一步完善垂直管理机制，让监管部门独立于地方利益干扰之外，食品监管才能打破“曝出来就查，曝不出来就算”的怪圈。
三是强化问责机制。目前法律法规对于如何判定监管部门是否履职到位，缺乏明确界定，每当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监管部门可以“理直气壮”地把矛头指向肇事者，而自身失职却易被忽视。坐收养鱼执法之利，却不负放任违规之责，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加强食品安全，必须强化对监管者的考核问责，对每一起恶性食品案件进行责任倒查追究，坚决查处失职渎职、以权谋私、执法腐败、部门牟利等行为。
小平同志说过：“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如今食品安全危机四伏，恰恰说明我们的监管制度四面透风。唯有消除“养鱼执法”，重塑监管的钢铁防线，才能从根本上扭转食品问题多发态势，守护百姓餐桌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