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反感‘国学’这个词，那是过去针对‘西学东渐’而提出的，所以你们在我的书中看不到这个词。国学作为学术不可能热，哪有‘学’热的呢！只能叫传统文化热。”在推介新书《中国智慧》时，易中天先生如此回答记者关于“国学热”的提问。说得太对了！虽然我并不反感“国学”这个词，我只反感“国学热”这个现象。是否任何一种“学”都不会“热”，我不敢断言，但“国学”不会“热”，我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口。
一幢百年老宅倘若热起来，意味着什么呢？最可能的答案是：老房子着火了。国学亦可作如是观，只要我们承认那个“学”字等于“学术”或“学问”，再结合识得繁体字的国民正与日俱减的事实，我们就得同时承认，国学的门槛正在日益增高，它越来越成为一种静穆且专业的学问。
“国学热”是一个背逆人文自然的现象。依我看，只有借助某种偷天换日的方式，将其中“学”的成分最大限度地稀释掉，人们才可能见识到某种国学热的“伪形”。常见方式有三：一、把学术问题运动化；二、把学术问题时尚化；三、把学术问题偶像化。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还在读小学三年级的笔者，就见识过学术问题运动化的路数了。在名为“批林批孔”的运动中，我们这些连孔丘与仲尼都无力辨别的小孩子，竟然被唆使充当了“砸烂孔家店”的急先锋。我还记得当时唱过的一首歌，歌词是：“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耍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要复辟。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要狠狠批。”今之国学热，虽然方向不同，由批孔改为尊孔读经，但操作原理并无二致：借助广泛的舆论咋呼和社会动员，不求实质裨益，但求以势夺人。今日咿呀读经的小学生，与昨日咻咻批孔的红小兵，唯一的共性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都是一种道具，以满足那些社会运动家的奇特癖好。
学术问题时尚化与学术问题偶像化，乃是同一战略的不同战术应用。在“国学热”的鼓噪下，说来可悲，我们连些微学术成果都不曾听说，所见无非这里矗起了一座孔子像，那里立起了一座老子像，某个大学开设了国学班，某个组织以“剪刀加糨糊”的方式编辑了一套超级国学丛书，某个开幕式上出现些可疑的古典元素。在考察国学热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经济喧阗甚至还多于文化折腾。作为学术的国学尚在原地踏步，以国学名义拉动的地方GDP，或许已成果斐然。
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大师，公推“五四”及民国诸贤。拿前贤在国学问题上的胸襟见识，烛照今日浪言国学之衮衮诸公，我们还可能被两者间的强烈反差，气歪了嘴。人们经常提及钱锺书《谈艺录·序》里的一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同样的意思，王国维先生早著先鞭，他在自己26岁撰写的文章《叔本华像赞》里，已有“人生如轮，大道如轨。东海西海，此心此理”的卓见。若非《叔本华像赞》晚近才被发现，人们或许还会疑心钱锺书涉嫌抄袭呢。
事实是，前贤由于站立的高度相近，他们面对国学的态度也容易趋同，他们一致认为：今之国学非昔之国学，国学虽是一国之学术，国学研究却唯有以一种统摄中西的超凡眼光，方有望别开生面。换言之，把目光专注于国学本身，以为但凭读经诵典即能重振中华文化，若非急功近利，则属腐儒陋见。
王国维当年为《国学丛刊》撰写的发刊词，几可视为对今日国学倡导者的正面棒喝：“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作为学术的国学，注定是静穆的，其价值也只有在静穆的书斋研习及“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中，才可能显现一二。至于弘扬民族文化，固属吾族吾民的煌煌大义，但那显然不可能经由社会动员的方式得到改善。尝见一国学热的倡导者，在谈到“传统国学的当代价值”时，以一种超学术的态度声称：提倡国学“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以夸诞不实的宏大意义代替求真务实的学术论证，乃是江湖术士的老套惯技，王小波还曾撞上把耍猴视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的卖艺者呢。说到对传统文化的信守，台湾人远比大陆做得好，依这位国学大仙的见解，难道这竟然意味着，台湾人将会比大陆人更快地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倘若国学热的发动者多是些说话托不住下巴且时刻准备把学术与政治强行嫁接的家伙，我辈对他的态度，就不仅仅是鄙夷了。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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