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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温家宝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工作和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工作。会议要求拓宽财政性教育经费来源渠道，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按比例计提教育资金。（6月9日《京华时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近年来，我国财政教育投入持续大幅增长，已成为公共财政第一大支出，但距离2012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的目标，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如何进一步为财政教育投入开源增支，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现实问题。

土地收益提教育资金，有望成为一针“强心剂”。“十一五”期间，我国共批准新增建设用地3300多万亩，土地出让收入高达7万多亿元。国有土地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土地出让收益应该投入到公共服务中去。按比例计提教育基金，有利于实现土地收益的全民普惠，确保完成4％的预定目标。

不过，教育资金并非一“提”就灵，能否按照比例不折不扣地执行，还需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根据财政部规定，土地出让收入主要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土地开发、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土地开发、城市建设、城镇廉租住房保障以及耕地开发、土地整理、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等方面。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很多支出严重落实不到位。

2007年，财政部出台规定，各地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提取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但国家审计署对19个省市2007年—2009年政府投资保障性住房审计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22个城市廉租住房保障资金计提不足，3年间共计少提取146.23亿元。再比如，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八年提出，地方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农业，今年更是明确规定提取10%土地出让收益建设农田水利，但安徽省财政厅一位官员向《经济观察报》坦言，“从实施结果看，没有几个地方足额提取，或者根本没有提取。”

硬性提取比例成为橡皮泥，让政策善意大打折扣。究其根源，一是土地出让净收益计算标准没有明晰，给了地方政府做小分母的操作空间。2007年西安市成交地价近93亿元，上缴市财政土地出让金纯收益仅6.5亿元，收益占土地出让金的比例远远不到10%，而业内一般认为，除去征地、拆迁、补偿、税费等成本，土地出让的净收益应在40%以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曾调查发现，有的地方将沿途的开发全算进成本，使得土地出让净收益接近于零，甚至负数。二是土地出让收益不公开不透明。与土地出让金总额尚有据可查相比，各地土地出让净收益大多并未对公众发布过，云遮雾罩，暧昧不明，严重削弱了上级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由于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地方基金预算管理，俨然成为地方的“第二财政”，部分城市不愿将足额的土地净收入装进专项资金的“口袋”中，而更愿当作手中的“私房钱”，花起来随心所欲。要想避免“土地收益提教育资金”重蹈覆辙，就必须从机制入手，遏制地方政府阳奉阴违的利益冲动。首先，厘清土地出让收益计算标准，对成本范围进行统一界定，避免有些地方随意做大成本，影响提取额度；其次，推动土地出让收益支出成为明白账，用了多少、用在什么地方及时对外公开，让这笔钱在阳光下运行；此外，实施问责制，将教育等专项资金提取列入政绩考核，对未达标的地方领导予以责任追究。倘若以教育资金提取为契机，推动土地出让收益的规范运作，则意义远超出加快教育发展本身，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