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老龄委开出的药方就更加可疑。人口变迁有它自身的规律，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有巨大的惯性，不是政府要求每对夫妻生两个孩子就能实现每对夫妻两个孩子的。1980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的9年内，政策生育率比现在高不了多少，即使不考虑有几年时间城乡一律一胎，并且把全国都看成农村，也只有1.5的政策生育率。但是中国大陆整个8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仍然接近2.4，跟1976－1979年几乎没有区别。用梁中堂教授的话说，人家妇女想生，你今年给她堕胎她明年再怀，你明年给她堕胎她后年再怀，孩子还是生得一样多，无非让她多遭了两次罪，除非你堕得她终身不育或者同时给她做绝育手术。
这当然不是说政策完全不起作用，因为80年代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妇女在育龄妇女中占比很高。但是加快生育率下降速度尚且如此之难，逆转生育率下降趋势更谈何容易？强制少生的作用都不过如此，“放开二胎”、“恢复生育自由”甚至“鼓励生育”对于提高生育率的作用更不可高估。事实上现今低生育率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许多欧洲国家都在为“鼓励生育”不见效果而头痛不已。
我国未来鼓励生育的艰巨程度，还要远远超过那些现在鼓励生育的低生育率国家。其实在德国这样的欧洲低生育率国家，大部分有孩子的家庭仍然在生两三个孩子，生育率低是因为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根本不能或不愿生孩子。在日本、韩国、俄罗斯这样的超低生育率国家，大部分有孩子的家庭也仍然在生两个孩子。但是我国城市却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绝大部分人只有一个孩子。长期的少子化产生了一种中国城市独特的养育模式，就是孩子丝毫不能离开成人的视线，孩子在吃、穿、玩上极尽浪费之能事，父母为了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而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晚上、周末去上各种昂贵而低效的钢琴班、围棋班、舞蹈班、外语班。这意味着一个孩子要占用一个成人劳动力。由于独生子女家庭相对于多子女家庭成了主流和标准，以至于多子女的妈妈们也都向独生子女妈妈学习，养两个孩子变成了养两个“独生子女”，不只是在经济上使家庭不堪重负，甚至让爸爸无法正常工作！雇保姆？保姆的工资已经高得让绝大部分工薪家庭难以承受，而且随着用工荒加剧还会继续上涨，你雇得起吗？请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两个孩子，在小城市行得通，在大城市你买得起那么大的房吗？
有人总是说农民的生育意愿强劲，农民的房子大。可是今天的中国大陆总人口城市化的程度虽然比台、港地区及日、韩等国家低得多，但育龄人口城市化的程度却低不了多少！这些身在城市打工的育龄农民往往是城市中家庭收入最低的，他们一般连小城市的房都买不起，又不像土生土长的城市年轻人那样可以住在父母家里，要过家庭生活就必须租房子。他们一面给自己交着养老保险，一面还要给自己在农村的没有退休金的父母以养老补贴。在这样的经济重压下，他们有多大比例可能生两三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