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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个10个月大的女婴，保姆却在将其摔打完后强迫其做出啃自己脚趾头等让人发指的行径。雇主将这一视频发到网上，引来网友对保姆的一片职责。雇主面对如此无良保姆，更苦于社会只有谴责权利，而没有惩罚手段。（6月29日，人民网）

中介机构一边面对雇主对无良保姆的谴责，一边却依旧为其介绍工作。中介费似乎可以消弭掉保姆身上“有良”与“无良”的界限，没有道德考核标准的中介机构向钱看自然成了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如果依赖保姆和中介机构进行的自我反省，那么以更多的无辜女婴被虐换来的未来保姆行业准入门槛的提高，这样的代价未免太高。道德，为什么不能上被告席？

在我们的传统思维中，道德作为社会意识的范畴，作为基本的行为规范，缺乏法律强制力。没有具体的法律制裁措施，只能从道德上谴责，这也正是雇主的困扰之一。普世价值及其道德为立法确立了价值坐标，为立法指明了方向。当自身行为触犯他人利益时，必然已经转入法律范畴，然而法律空白让我们如何做？

雇主的疑惑可能更多的来自于道德谴责的无力感。为什么明知保姆工作不负责，社会却依然任其继续恣意行事？真相对当事人的行径为什么没有丝毫遏制作用？是个人力量太卑微，还是惩戒途径太崎岖？

而行业发展不规范应该是雇主无力感的根源。许多保姆从业者以其巨大的流动性使得行业管理困难，加之许多中介机构等为了自身利益为其大开便利之门，才会使得保姆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有恃无恐。道德与法律的惩戒脱轨，后果将是极其难堪的。尤其当保姆护理工作严重失职，已经不能单纯从道德层面谴责的时候，在加速立法过程中，不如我们也为道德列一张被告席，来警示那些背离社会普世价值的行径，让民众的“社会心”站在审判台上，对无良保姆做一次道德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