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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稀罕事特别多。刚见媒体报道，在河南郑州，下河救人需要“许可证”。奇了怪了，既不涉及国家机密，又无关特许经营，冒着风险，只为救人一命，哪门子的“行政许可”管得着？

8月4日下午4时许，郑州市水上义务搜救队接到来自郑东新区河道管理方的电话，说有人溺水，请求帮助。大家赶到事发现场，准备下水救援，却遭到了巡防队的阻止，称搜救队必须出示 “打捞许可证”，否则，“未经批准，不能下水救人”。一个多小时之后，打捞上来的只能是溺水者的遗体了。

如此荒诞不经之事，当然激起搜救队员和死者家属的强烈不满。为此，8月5日晚上8时，郑东新区政府做出书面说明，称根据调查，“在打捞过程中，来运河准备游泳的自称为冬游队员提出要下水协助打捞，东区巡防队员本着对他们生命安全负责，无法对其身份核实和打捞能力判定，不允许冬游队员下水协助打捞”，不过，没有“打捞许可证”一说。

谢天谢地，郑东新区政府对巡防队阻拦救人，没有矢口否认，否则又成无头公案了。至于有没有提“打捞许可证”，并不重要，即使巡防队员因保护救人者心切而口不择言，也是责任心强的表现，公众能够理解。

不能理解的是，紧急关头，公民愿意涉险救人，政府有没有权力阻止？个人见义勇为之际，法律有没有赋予公共机构设置“行政许可”的权力？真正关心民众安危，为什么自己不主动下水抢救溺水者？如果本身不识水性，或是不敢冒险，那为什么不在岸上为抢救者提供帮助，却一味横加阻拦？自己不敢下水已经显得怯懦，还要显示权力的专横，是不是所谓“打捞许可证”中另有猫腻？

据说当地确实没有 “打捞许可证”，只有“救生资格证”，办这个证前后需要700元钱，莫不是有了这个证，获得专业资格，就可从事职业活动，“打捞”救人？

问题在于，专业救生同见义勇为是什么关系？看见路边着火，赶紧去考个“救火许可证”？看见楼上落下个小孩，赶紧去考“接物许可证”？看见车上有偷钱包的，赶紧去考个“反扒许可证”？这证那证越来越多，以后是否扶个老人，让个座儿，都得“行政许可”？政府管得那么宽，到底是因为关心民众安危的信念过于执着，还是对于手中权力及其派生的能耐过于迷信？那么有信念的领导为什么可以由着部下请示一个多小时，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落水者最后只能在绝望中溺死？那么有权力、事事要求行政许可的巡防队为什么不能为领导分忧，却眼睁睁看着落水者死在面前？

理由与行为之间如此没有逻辑，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搜尽枯肠只找出一条解答 （而且多半是曲解甚至误解），那就是有人把搜救队下水救人不是看作见义勇为，而是看作商业服务：救人是要付钱的，就像去年发生在某地的大学生溺水事件，渔民不给钱就不救，连捞个遗体，也得先给钱，给足了。 “在商言商”，你要赚钱，先得从我这里过，办个证再说，让人随便下水救人赚钱，谁还会花700元钱来考这个 “救生资格证”？

按正常道理来说，任何一个地方的政府及其公务员都不可能这样唯利是图，一心做伤天害理的盘算。遇到民众有难的情况，他们一定会身先士卒，有危险，也要抢在前面；在力有不逮的时候，一定会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抢救；在公民忘我救人的时候，一定会主动帮助，事后还会大张旗鼓地表彰奖励；如果出现意外，一定会善待家属，抚慰英雄在天之灵，绝不会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绝不会让高义之人灰心伤心寒心，绝不会让一个地方变得蝇营狗苟，风气败坏。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只是道理，而道理并不一定在哪里都行得通——比如，在救人还需要“行政许可证”的地方。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