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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水浒传》总编剧温豪杰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我不敢承认美化潘金莲，今天我是第一次说，我不排斥美化，但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我们绝不是要给潘金莲翻案，她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惩罚。”“我觉得潘金莲很像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新京报》8月9日）

尽管编剧一再强调“我们绝不是要给潘金莲翻案”，但是，“她很勤劳，做得一手好针线，烧得一手好菜，还用了不少细节来表现潘金莲的坚贞不屈”的做法，在公众看来，与翻案有区别吗？或许，我们不能忘记长期以来对潘金莲形象有意无意的误读或过度阐释。众所周知，在封建意识形态掌控之下，潘金莲故事巨大的阐释空间被压抑和束缚，人们的解读仍局限在封建的伦理道德观之上，潘金莲形象朝着程式化的方向滋长。直到20世纪，潘金莲才从一个舞台、民间话语中的符号化的人物中走出，以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人”走向人间。

那么，何以不少人如此关注潘金莲在新版《水浒传》中的形象？

就笔者的理解，无论电视剧如何处理所谓“天下第一淫妇”潘金莲的形象，都是在时代特征和特定目的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所以，潘金莲的形象，都只是一个“被消费者”——准备被编剧及大众“消费”。而在当下这个消费时代，潘金莲以何种形象出现在《水浒》中，仅与如今公众的需要和文化记忆有关，市场总会根据观众需要，对其进行适当修正。公众需要什么样的“潘金莲”，电视剧就会制造一个恰如其分的形象，正如这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潘金莲像包法利夫人”。

潘金莲是个“淫妇”，还是一个为情爱熬煎着的普通女性？在基本情节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审视这一对象的主体态度不同，结论也会有很大差别。在“潘金莲像包法利夫人”的视线中，同样得到了印证。从普通人性和潘金莲的立场上看，她对武松是爱，虽然有些出格，不符合人们的要求；从世俗观念和大大小小的企图占有她而不能的张大户之类的立场上看，她不安分守己，是个不守妇道的下流女子。在“好女不嫁二夫”的文化氛围里，改嫁都是大逆不道，更何况是不嫁而私通？而爱在这种情况下变得并不重要了。

而“潘金莲像包法利夫人”从一定程度上说，恐怕也并非一种真正的艺术处理，仅是一种充满了娱乐味道的解读。有一点应明确，消费文化对于我国传统文化记忆的篡改和利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隐藏其后的“各取所需”式的娱乐解构，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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