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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和医生，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令人艳羡的服务业者之一，但惟独不包括中国。由于中国社会运行的独特规则，法律并非各种大小事务的最终裁决者；法律自身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依赖法律维生之律师职业的社会地位。医生中最优秀者的个人收入可以和前述风光律师比肩，但其中绝大多数可能都来自私下交易的红包而不是名正言顺地来自扣税后的工资卡，这败坏了这个本应神圣的职业的形象。

能不能通过这次医改把医生们拯救出来，重回高尚，从而使接受服务的病人也随之感觉高尚起来呢？虽然说医改方案是政府出资让那些教授和外国专家们制订和争论的，但最终它关系到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每一个普通人；让我们也以普通人的视角，从常识的角度说说医改到底怎么弄，才算是正确的、也就是对症下药的。

被误读的市场化

只要在上午八九点前往北京的任何一家三甲医院，任何人就会被挂号大厅里拥挤的人潮、污浊的空气而搞得心情灰暗无比。常识告诉你，医疗服务是多么地供不应求——如果说非要一比，那就只有春运期间的火车票可以与之媲美。这里以三甲医院为极端的例子，事实上，全中国任何一个县域以上地区条件稍好的医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抢挂号、等床位问题。

从常识出发，这些拥挤的场面告诉我们，在中国，医疗服务市场存在着其他任何领域无法相提并论的供不应求现象。即使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内需都需要人为地扩大，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在例外的百分之一之列。医改方案如果真的可以从常识出发，专家们用脚趾都可以想出来，其关键就是要扩大医疗服务的供应。

想到扩大供应之后怎么办？几乎所有的人接下来都想到了资金投入，上级想到了分配权，下级想到了划拨权，医院想到了花钱权。这就是现有方案讨论来讨论去的“补贴供方还是补贴需方”。大家都是站在公立医院这盘经营了六十年的蛋糕上，用医改的大文章来浇自己的小块垒。几乎没有人想一想，医疗服务是为什么搞到如此紧张的田地？

本文起首就拿律师和医生并列，事实上，医生和律师之所以屡屡被相提并论，就是因为这两者都是纯粹的手艺活儿，其中最关键的要素并非大楼、设备与仪器，而是专业人士的判断和操作。中国的律师行业较为幸运，在上世纪80年代末，司法部门就放开私人举办律师事务所，从而使律师业成为中国最为市场化的行业之一。如今的中国律师行业，既有街头小所里的“维权斗士”，又有为跨国公司服务的“高层买办”，收费标准五花八门，客户视自身情况各取所需。但医生们被制度安排下的命运就没有身处法律服务行业的律师们这么幸运了。

上面提及“市场化”三个字眼，在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等行业已经到了人人喊打的程度。这是为什么呢？以医疗行业为例，其根本原因在于，公立医院的操刀者们利用市场上巨大的供求差距，把“市场化”内化为医药加价、床位加价、红包加码的代名词。似乎市场化就意味着医院放弃社会责任、科室承包搞创收。这么多年来，以市场化之名所做的这些鸡鸣狗盗之事，不但伤害了老百姓，也伤害了市场的名声。

市场化并不仅意味着收费标准由医院自定，同样，政府收紧医院的服务定价权也并不意味着“去市场化”。这是因为，收费细目的灵活度，并不是宏观意义上的市场化。真正的市场化其关键在于行业的自由进入——只要你有资金并且能聘到足够多、足够能干的拥有行医执照的医生，你就能办一个三甲医院出来。

实际上，医院这个行业，即便是在政府最严格的价格管制之下，以目前的收费标准而言，其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私人资本投资的行业。那么，在政府似乎已经出台了许多私人资本甚至外资进入医疗服务市场的法规、政策的背景之下，为什么大型综合性私人医院没有产生？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话题。我认为，医改方案应该至少有二分之一的篇幅来向公众报告这个现象里面包含的真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