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刊以后，感觉仅此一杂志不能实现其“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的宗旨，1915年10月25日改组为中国科学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会社。宗旨为“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入社条件为“科学研究”，办事机关分为董事会、分股委员会、期刊编辑部、书籍译著部、经理部和图书部。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由社员大会直接选举，其他各部门是为实现其目标而成立的办事机构，部长也由社员选举产生。从组织原则看是民主的，从组织结构看基本具备了一个科学学会的形式。中国科学社成立后发展很快，其事业也进行得比较顺利，影响波及“海内外”，欧洲的英国、法国，亚洲的日本和国内相继有人成为社员。

留美学界生命力最长的学术性社团是1918年成立的中国工程学会，今天在台湾仍然延续。1917年12月25日，20多位留美工程学生聚会纽约，商讨“团结人才、组织新的工程团体的重要性”。次年3月中国工程学会宣告成立，其主要成员为中国科学社骨干，宗旨是联合工程界人士，发展中国工程事业，提出了“科学救国”的口号。8月在康乃尔大学与中国科学社举行联合年会，并开始出版《会务报告》，1919年仍与中国科学社举行联合年会，开始出版《会报》（注：中国工程学会的大概情况，参阅茅以升：《中国工程师学会简史》，《文史资料选辑》第10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

中国船学会由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徐祖善等创建，宗旨为“提倡船学及振兴造船事业于中国”，“唤起国人注意海军为保国御侮之方法”，“译著书籍、审定名词、交换知识、研究学理”，长远目标是“迎头赶上”英国船学会，除审定发表过船学名词外，声音稀薄，不知终了（注：《船学会缘起》，《科学》第2卷第3期（1916年3月）。）。

哈佛和麻省理工两校学生在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失败后，以为“救国之途不一，而莫重于国防”。乃发起成立国防会，出刊《国防报》季刊，“议论务稳健，记载务翔实，尤注意于输入列强国防之良法利器。”其最终之目标是将国防会转移回国，以扩大影响（注：《留美学生季报》（1916年夏季第二号），第201-210页。）。《国防报》大多以飞机、潜水艇等为内容。该年冬天，哈佛和麻省理工的同学招待康乃尔大学同学，胡适在会上针对国防会讲话：“爱国自然是大家应该的，提倡国防也是应该的，却是单靠五分钟热度，在外国嚷嚷，于事无济。还是赶快把书读好，回国去作一点实际的工作，才是正理。”国防会诸君听了大为光火。不到一年，国防会就不开会了，《国防报》也随之销声匿迹（注：胡光＠②著：《波逐六十年》，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2辑，第167-169页。）。

从1910年的中国学会留美支会到1918年的中国工程学会，留美学界学术社团的创建逐步走向成熟，由最初的“空中阁楼”般设计到脚踏实地的工作，其宗旨都是为了将先进的科学和知识传播于落后的祖国，与其说他们受到美国社会影响，不如说是面对祖国落后的社会现实而作出的深思熟虑的决策与实践，是他们回国后寻求发展的长远打算，是美国社会与中国社会联姻的产儿。

留美学界的团体组织生活非常活跃，基本上也是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有着友情与团结的氛围，充满民主的竞争意识，更有爱国心与发展学术的充分体现。当然生活是千姿百态的，有光明，也有黑暗，留美学界的社团生活也有其不尽如人意之处。1919年9月从纽约来的同学向吴宓讲述纽约留学生情形，“若辈各有秘密之兄弟会，平日出入游谈，只与同会之人，互为伴侣。至异会之人，则为毫不相识”。他们基本不学习，以竞争职位和纵情游乐为职业。这种兄弟会甚多，如Flip-Flap（简称F.F.）、鸭党（起于清华）、诚社(Sincerity)、仁友社（起于清华）等等；此外还有教育学会、东社等，“其范围及宗旨，皆非如其会名所包括者。多系少数好事逐名逐利之人，运用营私而已”。他们竞争职位，“必皆以本党之人充任，不惜出死力以相争，卑鄙残毒，名曰'Play Politics'（玩政治——笔者）”（注：《吴宓日记》(1917-1924)，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0页。）。胡适也说“留美之广东学生每每成一党，不与他处人来往，最是恶习”（注：《胡适留学日记》（1914年9月25日）。）。李济、吴宓等成立审查委员会于1920-1921年间审查哈佛中国学生会成员罗景崇利用职权贪污腐化之事是明显的例子（注：《吴宓日记》(1917-1924)，第205-209页。）。

四、留美学界社团活跃缘由

留美学生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组织社团生活，当时他们有自己的述说：“美国学堂及美国社会之最有影响于我国留学生者，是美国人之团结力及美国学生之团结力。即以哈佛大学一校而论，……文学有会，运动有会，出报有会，专门有会，演戏有会，宗教有会，以至同省及旧同学等皆有会。有会故有事业，有事业故学堂有精神，学生有生气。有精神有生气，故五六千人对学堂有爱校之心，对同学有同学之谊。此爱校之心及同学之谊，真美国学堂之特色，非吾国学堂之学生所能臆想者也。”（注：朱庭祺：《美国留学界》。）可后来的回忆却不这样认为，1923年留美的梁实秋回忆说，“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有强烈的团体精神，实在是形势使然”，“一部分是由于生活习惯的关系，一部分是因为和有优越感的白种人攀交，通常不是容易的事，也不是愉快的事”（注：梁实秋：《秋室杂忆》，（台北）传记文学丛刊，第55页。转引自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两种说法相去何止万里，完全是相反的两极，一个是由于美国精神的影响，是美国人的“团结力”培养了中国学生的团结力；一个是美国人对中国人之歧视，中国人为了生存而自动团结，是美国人迫使中国学生产生团结力，而且中国本身就具有这种传统；一个是主动的接受，一个是被动的反抗。

其实这看似矛盾的两种说法都有其道理，前者关注的主要方向是学术性知识社团和学生会组织，这自然是美国社会影响力的结果；后者关注的重点是具有传统特色的互助组织，自然是中国传统的显现。仔细分析，当时留美学界社团活跃的主要原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