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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与其给见死不救治罪，不如给见义勇为立法。

一方面，给见义勇为立法，显然是为了彰显真善美的高贵品质，这与现代法治精神完全契合。而同时，当给见义勇为者立法之后，见死不救的“生存土壤”，其实也在不断紧缩。而另一方面，给见义勇为立法，还能确保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这可谓一举两得。

至于如何操作，可实施“拿来主义”。如加拿大安大略省颁布的 《见义勇为法》第一条规定：论习惯法如何规定，自愿且不求奖励报酬的个人，不必为施救过程中因疏忽或不作为所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而在新加坡的相关法律中，却明文规定：被援助者反咬一口有重罚。这些“外国经验”，在见义勇为立法上，其实是在免除救人者的后顾之忧，这般立法初衷，有必要加以借鉴。

当一次又一次见死不救事情发生时，当小悦悦还躺在重症病房，尚未脱离生命危险时，对见义勇为的立法，应该提上议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