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南都短评一文中，充分表达了患者的立场和意愿。但常识告诉我们，让医生体谅患者的处境是相对容易的，因为医生也是人，也会生病，一样会体验到在中国看病的不易和药品的昂贵。相反，患者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体验到医生这个工作的不容易。

这就是为什么面对“录音门”，大多数患者感同身受，把自己不由自主地代入了“受害者”的角色，而很多医生对此的反应都是一声苦笑。苦笑，意味着你的做法我们能理解，但不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这个职业的苦，不身在其中是无法体会的。

就如廖新波副厅长所说，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同一疾病在不同人体可以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症状，同一药物在不同人体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效果，因此所有的医学诊断和治疗都有不确定的风险。

医学科学的发展，就是为了不断降低这种风险，但这个风险永远不会等于零。医生和患者之所以面对疾病有不同的态度，就是医生在长期学习和实践中，理解并接受了这个事实；而患者不能理解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在“录音门”事件中的患儿家长，可能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重症的手足口病患儿，不知道这个疾病可以在1个小时内把生命体征平稳的孩子直接变得生命垂危。所以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医生要把孩子放在IC U。他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预见疾病发展的不确定性，医生预见到了。但可悲的是，家长对医生行为的诠释是———医生为了想多挣钱。这是医学科学的无奈，也是医疗沟通失效的无奈。

录音和录像，无非是患者不能面对“疗效不确定”的结果，恐惧之余，希望通过对医生进行心理震慑，迫使他努力给自己说一些“可确定”的东西。但是，从结果来看，他的目的没有达到。在这种情况下，最可行的解决方法可能是：1 .患者调低期待值，试着去面对医疗中的不确定性；2 .医生增加沟通中的人文关怀，试着多包容患者的情绪波动。但无论如何，录音、录像、语言威胁等都起不到任何正面的作用，只会把医患双方越推越远。

在我看来，医患关系的紧张，有众多体制性、社会性的原因，但其中不可否认的一条是，我们整个社会都缺乏对知识的尊重，患者缺乏对医学知识的尊重，医生缺乏对人文知识的尊重，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对知识的尊重，再建立起每个人对彼此之间人格的尊重，那医患双方将不再内耗，而是回到最初、最重要的模式———一起携手对抗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