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男子胡电杰因“杀人罪”被濮阳中院4次判处死缓，河南高院均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判决，发回重审。直到今年1月濮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撤诉，这场上诉与发回重审之间的轮回才画上了休止符。至此，胡电杰被关近9年。（11月7日《中国青年报》）

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竟然在上下级法院之间上演起“拉锯战”，反复发回重审，反复一审，前后长达9年。胡电杰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对于他而言，向法律求证无罪的这条路走得太过艰难，当年那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已悄然步入了不惑之年。

但这场拉锯战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实则锯出了重审制度的司法漏洞。发回重审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让二审法院更好地从法律上监督一审法院，发现严重违反法律程序，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况可以及时督促纠正，同时也可以避免一审法院在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的错误。然而，这一法律监督纠错机制在司法实践中，却往往异化为踢皮球和拉锯战。

无独有偶，2003年发生在辽宁省锦州市的“麻将案”，历时数年，经过三级法院13次审理，作出12份法律文书，创下中国“刑事审判之最”。河南郑州相关法院审理的一起行政纠纷案，前前后后一共审了19次。任意发回重审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诉讼时限过长，嫌疑人被长期羁押，10年20年的屡见不鲜，有的甚至超过了所涉罪行的刑期。

“拉锯战”频现，源于重审制度未能成为上下级法院良性沟通的渠道。一方面，二审法院作出的发回重审裁定书中，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事实哪里不清，证据有什么不足，却是语焉不详。一审法院只能“揣测”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初衷，如果“揣测不准”很有可能又被发回重审，直到被“打造”为遵循二审法院意见的判决为止。同时，即使二审法院以“内部指导函”的形式对下级法院给出指导意见，一审法院也往往置若罔闻，继续作出与原审一样的判决，从而形成了两级法院“对着干”的怪诞现象。刑事司法史上著名的“河北承德劫杀的哥系列案”历时10年，承德中院就以同一理由、同一事实对同一被告人先后4次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