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女孩黄妮超读初二时检查出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2007年，黄妮超考上了南方医科大学。大学时曾同时打4份工。今年6月，黄妮超大学毕业，因为患病，初试便被很多单位拒绝。7月份，她开始把每天的经历写成日志，为此，网友称之为“临终日志”，并呼吁为黄妮超募捐。（11月14日 新京报）

“临终日志”，如同自己写给自己的悼词。这是对死的看淡，更是对活的不舍。阅读这些用生命撰写的“临终日志”，网友为黄妮超的遭遇而唏嘘、流泪，被黄妮超的坚强和从容所感动、撼动。但感动之余，社会也要有所反思。

即便黄妮超的病不能最终治好，即便无法阻止死神的降临，但我们却有能力和责任让她活着时有保障、得帮助，离去时不孤单，有尊严。但我们做到了吗？没有。如果做到了，就不会让一个身患重病的小姑娘跪着哭喊“救救我”；如果做到了，就不会让一个身单力薄的小姑娘为凑买药钱同时打4份工；如果做到了，就不会让一个病入膏肓的小姑娘面临没钱住院的窘境；如果做到了，就不会让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发出“苟活未必比乐死幸福”的感慨。

身患重病已属不幸，而更不幸的是有病无钱医，没钱无人帮，有证无人聘。一个花季女孩还未绽放就要枯萎，未尝人间温情却遍尝世态炎凉，这种种不幸加之于黄妮超一身，无疑是个巨大的悲剧。死亡的悲剧或许不可避免，但有病无钱医，没钱无人帮，有证无人聘的悲剧却是可以减轻甚至避免的。但为什么这些不幸都降临到这个小姑娘身上？原因在于社会各种机制的欠缺和失灵。

国家和各地设立了医保、大病统筹等多种保障和救助机制，但黄妮超患病10年，这些保障和救助机制到底发没发挥作用，发挥多大作用？如果真有作用，黄妮超想必不会如此艰难地为凑医药费去拼命挣钱，去求人借钱。当黄妮超病重住院，面临无钱付费的境况时，我们却看不到红十字会、慈善总会这类标榜救死扶伤，助人解困的身影，见到的是一群热心公益的网民为病重的黄妮超募捐奔走呼号。还有，刚刚毕业的黄妮超，希望找份好工作来为治病筹钱，虽然她的病没有传染性，但她面对的却都是歧视和拒绝，不管用人单位有着多么“充足”的理由，但他们的举动对一个病重却仍旧对生活充满热爱的毕业生，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打击。

不到最后，不能轻言放弃。即使到了最后，也希望奇迹能出现。我们希望在黄妮超治病期间，不要再一个人面对病痛和死亡，不要只有热心网友奔走相助。我们希望有关单位和部门能好好读一读她的“临终日志”，虽然日志是黄妮超写给自己的，但何尝不是写给这个社会的？我们更希望相关的医疗和救助机制能够迅疾启动，发挥它们本该起到的作用，当然，这个机制不但要能帮助黄妮超，还能帮助千千万万需要帮助的人。